摘要：“西定新疆，舍君莫属”。19世纪中叶，随着清朝的衰落，新疆地区出现动荡，外国侵略者乘机扶植代理人或直接入侵，新疆爆发严重危机。1875年，左宗棠出兵新疆，经过三年的战斗，彻底击败阿古柏，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左宗棠“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致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倡导“设行省，改郡县”，削弱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新疆与全国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交流沟通，促进边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关键词：左宗棠 边疆治理 历史依据 时代价值

“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左宗棠，湖南湘阴人，1812年11月出生。他生性聪颖，少有大志，他自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折射出他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对自己发奋图强有所作为的个人抱负。面对新疆地区出现严峻的边疆危机，左宗棠铁骨铮铮，不惧强敌，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力主抗击外国列强。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督办新疆事务的钦差大臣。1876年，他率军进军西域，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于1878年收复新疆天山南北失地，平定阿古柏叛乱。1880年8月，左宗棠调回京都。“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牛刃者”，自战乱以来，天山北路“汉、回死丧流亡，地皆荒芜，近惟奇台、古城、济木萨，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开垦，收获甚饶，官军高价收取，足省运脚。”。左宗棠结合自身主政东南的执政经验，根据地域环境，围绕农业、水利、教育、生态等重点方面，实施一系列治理举措和开发主张，推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使新疆出现了持续的稳定局面和开发热潮，推动了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

一、“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收复新疆前的社会现状

清政府对新疆民族政策实施失误，民族矛盾激化，政局动荡、经济凋零、民不聊生、食不果腹，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民族分裂分子引狼入室，阿古柏占据新疆，沙俄趁机占据伊犁，放弃“不毛之地”新疆的呼声在清政府中高涨。

（一）政治环境复杂。“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清末频发天灾，日益加重的土地兼并，加剧了阶级之间的矛盾。接踵而来的农民革命风暴，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腐朽的统治阶级变得摇摇欲坠。19世纪中叶，英俄两国势力渗入中国西部，中亚浩罕国派阿古柏带兵占领新疆，成立“暂德沙尔国”。1871年6、7月间，沙俄为防止阿古柏进一步扩张势力，借帮助清政府“防乱”“安定边境秩序”的名义，出兵新疆占领伊犁地区，并控制了北起塔城、额敏河，南至精河、库尔喀喇乌苏的准噶尔盆地西部地区，进而覆盖新疆全境。英国、俄国侵略者积极支持浩罕入侵者阿古柏，并提供大量的军火武器，并签订《英阿条约》和《俄阿条约》，除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外，还取得了在南疆地区通商、驻使等特权。之后通知清政府“愿将所得伊犁地面交还贵国”。要求清政府“迅即派员前往接收”，旋又改称“一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方可交还”。面对俄军的入侵，清政府特使伊犁将军荣全交涉失败，荣全发现沙俄“亦不仅窃踞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阿古柏侵占新疆期间，对外投靠俄、英和土耳其，对于阿古柏建立的殖民政权，英、俄两国从各自的侵略野心出发，都极力予以拉拢。阿古柏为了巩固殖民统治，积极投靠英国和沙俄。正当中国西北“塞防”吃紧的时候，东南“海防”在日本侵台背景下，出现危急。1874年底1875年春，清政府针对西北“塞防”和东南“海防”问题展开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海防派认为“海防”重于“塞防”，力主放弃新疆，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要求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充海防，清政府一时难以决断。左宗棠极力主张塞防与海防并重，反对李鸿章等人的放弃塞防，只重海防的决定。左宗棠从全国攻守形势和夷情缓急的角度，实地考察和研究边地之势、边民之情、边防之患，提出“帝曰汉回，皆吾民也；”不论汉回，只辩良莠，以解纷释然，共乐升平”。制定“重新疆，保蒙古，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无隙可乘”的战略思想。左宗棠驳斥了李鸿章所谓新疆是人的肢体，去掉了于元气无伤的谬论，指出：新疆与西北各省和中国是一个整体，失去四肢，人如何能好好生活下去？“收复新疆不仅是新疆这一块广袤肥沃的土地，而且是保蒙古、卫京师，关系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收复新疆，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敌人才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永无晏眠之日”。对于海防和塞防的关系，左宗棠指出：“敌人如要侵犯东南沿海，不能无因而至，要看西陲的成败决定动静。保住西北边塞，正是有利于东南海防”。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据理力争得到了国内舆论的支持。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二）经济完全瘫痪。阿古柏入侵前，清政府在新疆推行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的经济措施，采取减轻赋税，确定财政定额补贴制度等，新疆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稳步的发展。经过多年的战乱和阿古柏的残暴统治，横征暴敛，诛求无度，逼得农牧民出卖土地牲畜，致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一个俄国游历者在记述“哲得沙尔国”印象记中说：“阿古柏政权是极不得人心的，只靠军事恐怖来维持……没有真理，也没有讲理的地方……不论是谁，凡是有点好东西，都被搜括殆尽，比如粮食、牲畜，甚至是妻子、女儿。”

（三）民众生活艰难。左宗棠收复新疆前，新疆实行的是“十一分而取其一”的人头税，这种办法简称为“什一制”，实际上就是税率为1/11。结果导致了新疆地区贫富差距悬殊，普通民众负担沉重，濒临破产边缘。阿古柏占领新疆后，推行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强令人们仿效浩罕习俗“剃发易服，光顶圆领”。阿古柏的苛捐杂税很多，加重人头税税率，增加了农业税、牧业税、军税、宗教税、贸易税、附加税等，农民在交纳赋税之后，只剩下收获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增加名目繁多的附加税，巧立名目提前收税，迫使农民“变卖土地、牲畜，甚至卖了家中的锅碗来交税”。农牧民终年劳动所得，八成以上都被巧取豪夺而去，而且“白天应交的不准拖到晚上，晚上应交的不准拖到天亮”。阿古柏到处以查出新垦地为名，将耕地三番五次地“出售”给耕者，以掠夺更多的钱财。当地人民怒斥阿古柏“把七层地皮都卖光了”。新疆各族人民在阿古柏的统治下生活陷于绝境，越来越多的人沦为奴隶。阿古柏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利用宗教信仰进行殖民统治。规定妇女不戴面纱不准上街，并强令“军民髡发，易回服”；对于不愿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肆意残杀。

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收复新疆后采取的措施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怀着“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豪迈气概，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成功收复新疆。“天地民物，莫非己任。挺身任事，不敢推诿。”左宗棠通过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植树造林、兴办教育、倡议设省、扶持工业等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民众生活，保持了新疆社会稳定。

（一）兴修水利。新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土地十分干燥，水利灌溉的需求巨大。水利对新疆的农业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着手兴修水利，“每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以屯田为务 战事余暇，即令士兵持锄犁，开渠引水”。他一直认为“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而岁功之成，尤资夫水利。”只有大力发展水利事业才能推进其它事业顺利发展。左宗棠认为“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丁蔬、棉专赖渠水，渠之来源，惟恃积雪所化及泉流而已 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盖自凉、甘、安、肃以达新疆，大致相若。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左宗棠主张“修浚沟洫，宜分次第”，认为在新疆开展水利建设，最关键的是“修浚河渠”，在“修浚河渠”时突出修筑干渠。他认为“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即主张先修于渠，后修支渠；集中力量修干渠，各地组织力量修支渠。截止1880年，左宗棠在新疆兴修的水利工程包括：“哈密兴修水渠两道，长约六十余里，宽八丈，深十丈余。巴里坤修大泉东渠一条，长二十里。古城子，兴修官民各渠。乌鲁木齐兴修永、太平、工兴等三渠共长一百六十里；另修大小地窝堡、九家湾等三渠共长二十里。玛纳斯修大顺渠一条。吐鲁番兴修官民各渠，还挖掘坎几井一百八十五处。喀喇沙尔，兴修官渠十道；开辟上户新渠一道，长三十里。库车修两渠，横贯戈壁六十里。库尔勒兴修官渠民渠各一道。库尔楚兴修河道四十里。南疆开凿大连、小连、粤拉合齐和老南四渠共长一百六十里；喀什噶尔附近修牌素巴特渠，长一百二十里；另修英阿瓦提渠长八十里”。水利设施为土地提供充足的水源，推动了农业生产顺利展开。截止1882年，“迪化州修永丰、太平二梁，安顺一渠；绥来县修长渠；奇台县修各渠；吐鲁番开凿坎井一百八十五处；库尔勒修复旧渠四十里：库车浚筑阿柯寺两大渠”左宗棠选用得力的人才兴修水利，“此在勤民之官自为之，令各知其意，不必多加督责，王道只在眼前，纲张斯目举矣。其要只在得人，勤恳而耐劳苦者，上选也。”当镇迪道金河、迎东、工兴等渠渠口被水冲圮，左宗棠命令驻军首领“于秋后农隙督饬各营将弁，潘拨屯丁，妥为修筑。万一工程浩大，屯丁势难独任，准即会商该道，招集附渠农民，酌借资粮，一体帮工”。左宗棠认为修筑水渠要采用灵活用工，“其兼用民力者，给以麻值”，组织地方农民修渠，给予一定报酬，保证基本生活，缓解部分居民的生活贫困境遇的局面。他强调”地方官并民兴修者，亦议给工食。诚以民困甫苏，未可责以力役也”。或者采取“酌借资粮”，待“来岁秋收以粮缴收成本”的办法。

（二）发展农业。新疆地处内陆，气候干旱少雨，农业主要引用高山雪水，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左宗棠视农业为“人生第一要务”，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清军在新疆只要收复一地，左宗棠都要求招集“土、客民人及遣散勇丁，领地耕垦”。在乌鲁木齐地区，他支持署镇迪道周崇傅，对当地百姓“频年散给耕牛、种籽，酌发赈粮，广示招徕”，在哈密，他命令驻军首领张曜认真考察战乱之后维吾尔族农民“见存若干”,“其力可耕垦，无籽种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别发给，令其安心耕获”。在南疆，只要收复一个城，左宗棠就会召集其属下刘锦棠，拣员设局办理善后，“招集流亡，筹给牛、籽、农具”，“使之尽力耕作”。左宗棠认为，兵屯开垦出的荒地，只要有原主人认领，都应当归还，“其始虽名兵屯，然地仍归之民，不得谓为兵屯也。其后民归旧业，各安陇亩，亦不得指为民屯”。左宗棠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提出以“军屯”为辅、“民耕”为主的方针。左宗棠主张兴办屯田，军屯与民屯一样重要，他大力提倡发展民屯。左宗棠提出：“从前诸军亦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田之利，亦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办军食，何从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左宗棠认为，新疆过去屯田，多以军屯为主，以单纯筹集军粮为目的，存在着很大局限性。他说，“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外，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他认为，办好民屯的关键在管理，“须用廉干耐劳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丝毫扰累，勿于银粮出纳时稍有沾染，则闻风至者多而事易举。此民屯要策也。”针对南疆人口稠密、北疆人烟稀少的人文特点，左宗棠把屯田的重点放在北疆地区。不仅可以安置难民，使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还可以使大量闲置的土地得到合理的利用，方便筹集军粮。左宗棠推行的农业发展措施，促使新开垦的田地数目大幅增加，左宗棠在新疆的三年时间里，清政府征收的农业赋税不断增加，1878年新疆共征粮二十五万三千一百石，1879年征粮增至二十六万一千九百石，1880年猛增至三十四万七干二百石。左宗棠在新疆各地开垦荒地解决军民吃饭问题。截止1884年，“奇台报垦民户九百有余，军营新垦六千六百余亩；迪化连新增民户实只二千有奇；昌吉新旧垦户共一千三百有奇；吐鲁番及南疆八城除沙碛外，荒地渐少”。短短几年的时间，新疆各地生产生活均在逐渐恢复，进疆的部队就地遣散耕垦，缓解了新疆有地无人种的问题。各地耕地面积不断增加，以巴里坤为例，原有垦地6万余亩，战乱后尽皆荒芜，到1880年报垦5万数千亩，已接近原来的耕地面积。1887年，刘锦棠奏报，南疆各地已垦荒地19000余亩。1891年，伊犁共查勘出可耕之地128000亩，分列拨归旗屯、民屯。据统计，“1884－1905年，新疆新垦荒地960万亩，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在新疆屯垦史上是破天荒的。”截止1911年，新疆熟地已达10554705亩，岁征京斗粮302407石。左宗棠认为新疆自然环境具备发展蚕丝和畜牧业，主张推广桑棉种植，发展畜牧业，以期实现“耕织相资”，农牧并举。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说，新疆南北产桑，而蚕织之利未广。左宗棠下令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先行设立蚕织总局，负责推广种桑、育蚕、织绸。为提高养蚕技术，左宗棠从新疆外引进技术，“雇募士民熟悉蚕务者60名”，通过引进技术改进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蚕织总局的技术条件，教民栽桑、接枝、育蚕、压条、“浴蚕、饲养、煮茧、织造诸法”。“左宗棠强调，“缠民勤习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左宗棠后来回忆起引进技术发展新疆丝织业的时候说：“移浙之桑种于西域，亦开辟奇谈，古今美利，非书愚孰与图成者？”以这不仅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增加了民众可支配收入，而且增加了财政税收，推动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态环境。新疆的丝织棉纺业、畜牧业有了发展，据《新疆图志》记载：光绪年间，“和闵、洛浦、于阅、皮山民间多工织绸，机户一千二百余家”；“南疆产棉之区，民以织布为业”，“和阗、洛浦、于阅所织，洁白绵密，宽广和度，运销关、陇，以及俄属安集延，岁额巨万”。疏附地区，“牛、羊、驼、马，富者阡陌成群”。左宗棠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三）植树造林。为了方便车马和人员进出新疆，左宗棠主持修筑从潼关开始，经陕西、甘肃、新疆到达乌鲁木齐的四千里官道。为了巩固官道路基，“限戎马之足”，方便夏天行旅的人员避暑遮阳，左宗棠要求西征将士在官道两旁种植树木。从陕西到新疆官道沿途干旱少雨，沿线种植的树木，需要经常浇水才能成活。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天，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水更勤。”树木栽种以后，要“守护之，灌溉之，补栽之”，“不知几费经营”，足见种树之不易。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左宗棠鼓励兵民开展植树造林，边疆出现“千里一碧勃发的景象。”有人在沿途立榜示，写道：“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表现出对左宗棠的敬仰之情，被世人称为“开辟奇谈，古今美利”。帮办新疆军务杨昌浚赋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植树造林使得边疆出现“浓荫蔽日，崔帷连云”。生机勃发的景象。左宗棠率领的大军种植的树木被称为“左公柳”，左宗棠墓碑上刻“秦川陇道，塞柳长青”，借此怀念“左公柳”的功业。

左宗棠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证，认为在西北可以推广桑树种植，发展经济生态林。左宗棠认为，西北缺少桑树，主要原因不在于“风土之不宜”，而是地方官吏都“无以久远之计存于胸臆者，因循相沿，遂至此极”。左宗棠认真查阅了前人种桑的一些资料，发现柳树、橡树、青杠树、柞树、椿树等树叶可喂桑蚕，便把这五种树的形状、特征都进行详尽的描绘，公布出来，让新疆各地人民在境内寻找，如发现这种树，便可实行饲养。左宗棠倡议适宜种植桑树的地方，发展桑蚕业。左宗棠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禁止毁坏林木，把林木保护编入《楚军营制》，其中：“但（凡）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木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倘有不遵，一经查出，重者即行正法，轻者从重惩办。并仰营官、哨官随时教戒。”“如践百姓生芽，营官亦宜随时告戒；不徒马夫有过也”。左宗棠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林，重视树木的保护，严禁官吏、士兵和百姓毁坏林木。

（四）兴办教育。左宗棠在主政新疆后高度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左宗棠认识到恢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对发展稳定的积极作用，把文化、教育建设置于重要位置。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保证政令畅通，左宗棠充分信任和使用各民族、各阶层已有的各类人才，主张在少数民族青少年中推行汉语教育，提倡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汉文并行使用，把培育通晓汉、维、回文化的少数民族人才，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作为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左宗棠认为，“新疆戡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扦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借回目传宣，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左宗棠要求各地善后局、清军防营，多设义塾，免费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教以汉语，“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左宗棠认为“读书既可识字，而由音声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他在《复陈新疆情形折》强调，“征收所用券票，其户名数目，汉文居中，旁行兼注回字，令户民易晓”，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左宗棠肯定张曜出圣渝十六条附律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的作法，因为它受到维吾尔族民众的喜爱，“见者宝贵”。据记载：曾不数年，边檄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藏、蒙人亦争延师课读僑书。沟通民族文化，提高民间文化，至今考之，其效可睹矣。”使回民一律入学，无分彼此，同概合试。如此教养兼施，使之诵读服习，一从儒教。思想悠同，珍域自泯，以故汉、回相安，至今无异”。左宗棠兴办教育，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倡“经世致用”和学以致用，重金聘请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童免收学费，给予生活补助。专门安排教回族儿童读书识字，“笔墨供给，无不丰备”，受到特殊的待遇。左宗棠还在乌鲁木齐开设书局，刊印书籍。“所费不赀，皆仰给于公家”据统计，截至1880年5月左宗棠共兴建义塾三十七处，为启迪民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左宗棠即重视早期教育，也重视技术教育，强调“创设义塾，教之识字”，还提出“选调匠师，教之艺事”，从上海聘请“洋匠”和中国技师到新疆传授生产技术。左宗棠认为，“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他举办专事基础教育的书院和义学，坚持以科举取士，培养所谓的“经邦济世”之才。左宗棠认为，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艺重于道”，应该“弃虚崇实，艺事独擅”，所以他便极力主张改革科举科目，除文、武科外，应增设“艺事科”，培养明制造之理与数”的技术人才，“省虚文而收实效“兼收外国之长技以为我用，以求发展中国生产力。运用外国先进技术培养新疆科技人才的理念，是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疆的运用。

（五）倡议设省。乾隆时期，清政府勘定西域，更名新疆，在新疆的伊犁设总统将军，节制新疆军事，自乌鲁木齐以东，设立府、厅、州、县管理地方民政事务，由镇迪道统辖，隶属甘肃布政使。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做到政制与政令的统一。左宗棠认为，以乌鲁木齐副都统驻地为省会，新疆巡抚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只负责驻防的八旗兵，同时增设兵备道指挥驻地绿营兵和新军，设置塔尔巴哈台同知负责国境线的防务。迪化城原来是乌鲁木齐副都统驻地，成为省会后升为府城。同时设置呼图壁、济木萨知县管理民事。托克逊的战略地位重要，在托克逊县知县一员。在南疆阿克苏设巡道一员，喀什设兵备道一员。另在阿克苏设立知府一员，下辖温宿县知县、尹和县知县、拜城县知县；在库车（即古龟兹国）设鸠兹府知府一员，下辖鸠兹县知县、沙雅尔县知县；在喀什噶尔（即古疏勒国）设疏勒府知府一员，下辖疏勒县知县一员治汉域，疏附县知县一员治回城；在叶尔羌（即古莎车国）设莎车府知府一员，下辖莎车县知县一员治汉城，莎附县知县一员治回城；在喀喇沙尔（即古焉耆国）设焉耆直隶知州一员，治喀喇沙尔，下辖库勒县知县一员；在和阗（即古于阗国）设于阗直隶州知州一员，下辖于阗县知县一员；在乌什（即古尉头国）设尉头直隶同知一员，治乌什；在英吉沙古（即古依耐国）设依耐直隶同知一员，治英吉沙尔。1877年7月21日，左宗棠第一次向清政府奏请新疆开置行省。西征军攻克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英国一再为阿古柏“乞降”立国，清政府责令左宗棠统筹全局，左宗棠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提出了他把新疆改建行省的宏图。1878年春，南八城残匪一律肃清，左宗棠再次上奏要求将新疆改建行省，在以上两个奏折中，他从防止沙俄的侵略，改革新疆的政治、经济、加强西北边陲的国防，节约国家的开支立论，论证了新疆改建行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于投降派的干扰，清政府对左宗棠的奏折的批示是：伊犁尚未收复，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遵定，新疆南北各城如何经营，即著左宗棠悉心筹划兴办，然后再议设官分职、改设郡县等事。1880年5月，左宗棠上奏抗辩，请求简派总督，巡抚，仍被搁置。奏折上去不到三个月左宗棠被调回京。1882年10月，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内，再次上奏请新疆建省，他提出：“万一强邻窥视，暗煽拚飞，后患方兴，稍有不慎，足以使前功尽弃。设立新疆行省，暂时稍觉劳费，“亦有不得而惜者。”1884年，左宗棠的整套建省构想获得清政府批准，新疆行省建立，刘锦棠出任新疆第一任巡抚，建立新疆行省捍卫了祖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

（六）扶持工业。左宗棠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设备、人才振兴民族工业。左宗棠在新疆兴办库车火药局和阿克苏制造局，聘请德国技师米海里指导新疆的矿业生产。左宗棠还在新疆开办了库尔勒南金场、库什木铅厂等铁厂。左宗棠明确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采用“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的办法，大力兴办私营企业，逐步实现企业由官办向民办过渡。左宗棠扶持新疆民族工商业，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弱小的民族工商业减免税赋、整肃吏治、严禁官员盘剥商人等。左宗棠在探查和开采生铁、煤炭、砂金等矿产资源方面，提出“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持“听民开采”，由商民自主的方针，“因民所利而利”，以避免贪官污吏从中盘剥。他提出：“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方针，逐步实现企业由官办到民办的过渡。后来又提出倡导企业商办的主张，“耕牧之外，利擅商贾”，特别强调商办企业的独立性，企业应由投资者自己管理，政府“只收岁课”，行销既广可以土物易金银，于百姓生计无损而有意”。左宗棠还在阿克苏钱局统一铸造钱币，增加银元的成色，新疆币价趋于平稳，为通商贸易的政府创造了条件，深受百姓和商人的欢迎。左宗棠主张疏通商品流通，加强边境贸易，他认为政府的责任在于疏导使之畅通无阻。还多次派人与俄国交涉，与其互市，行销既广可以土物易金银，于百姓生计无损而有益”。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中俄西路的边境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1885年中俄在新疆的边境贸易比阿古柏统治时期增长了3倍以上。左宗棠主政期间，推动了新疆经济结构的变革，拉近了新疆与内地经济差距，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肃清边圍，底定回疆，厥功尤伟”，收复新疆后的时代价值

“肃清边圍，底定回疆，厥功尤伟”。历朝历代对边疆治理高度重视，留下了完整和丰富的边疆治理思想和方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边疆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治理，维护了国家统一和边疆巩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政治建设。左宗棠收复新疆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左宗棠五次建议在新疆置行省、设郡县，促进了新疆管理。新时代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筑边疆治理体系，提升边疆治理能力。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边疆和内地政治体系同质化和一体化。把党的领导落实到边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边疆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边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

（二）经济发展。左宗棠在新疆修筑城堡、桥梁、沟渠、馆舍，重视农业、水利、工商业等的发展，为边疆经济发展不遗余力。新时代，新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持续加大民生建设和投入力度，各民族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同开发建设，共享幸福生活，有效保障了经济权利。推进边疆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为边疆提供了建设富裕边疆的有力抓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三）安全建设。在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之时，左宗棠挺身而出整军备战，肃清北疆，底定南疆，誓收伊犁。新时代，坚定维护边疆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边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边疆社会治理能力。强化边疆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边疆各族群众的人身安全和平安稳定。

（四）文化建设。左宗棠加强文化建设，重视教育，广开义学，开设免费书院，印刷书籍报刊，普及文化知识。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坚持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秉承中华文化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对多元文化吸收融合、兼收并蓄。重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保护，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大力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鼓励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切实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民族团结、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

（五）生态文明。左宗棠重视边疆生态建设，美化西域，一路进军，一路种植树木。保护边疆生态环境，构建边疆生态安全屏障。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进美丽边疆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边疆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以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左宗棠在边疆治理中，坚持以人民生活为宗旨、以发展生产为根本、以维护稳定为基础，夯实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左宗棠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以及边疆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强大力量支撑。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左宗棠忧国忧民、忠诚爱国的赤子情怀，勇往直前、敢于担当的品质特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血性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湖南省醴陵市档案馆（醴陵市党史和市志研究室）副主任（副馆长） 陈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