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变局中，左宗棠在军事工业现代化实践中实行多重举措，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重视人才发展、创新了按需生产的新模式。在晚清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其救国自强、统筹发展、独立自主与辩证统一的诸特点别具一格，厘清其贡献与经验也为当代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有着极大的启 迪与参考价值。

关键词：左宗棠；军事工业现代化；变局；当代启示

晚清变局是在专制、传统与闭塞的封建主义社会衰亡，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大背景发生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或主动或被动的求变，其中尤以军事工业作为器物之变、技法之变的代表。中国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的却萌发于洋务运动后，并作为早期工业现代化的肇始，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初创，“分洋人之利”，打破了西方列强对军事装备制造的垄断。诚然如此，受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传统观念及工人素质的多重影响，军事工业的现代化绝非一片坦途，而在晚清各方势力的拉扯、争夺，西方列强质优价廉的军工产品挤压中艰难寻找着生存空间，以高投入、高成本，获得低产出与低效益，其艰难转型也成为了晚清剧烈变革中的一个缩影。左宗棠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纵横朝野数十年间，其对晚清政局的特殊贡献首在军事。有别于李鸿章的“西化”态度与曾国藩的局限，左宗棠在军事工业及军事装备的发展中颇具自主性的倡导“买、仿、造”。文章着重探析左宗棠处在晚清变局中，其军事工业现代化的举措、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的重要启示。

一、晚清变局中左宗棠军事工业现代化实践的举措

左宗棠在鸦片战争时就曾提出：“设厂造炮船、择险要守之、坚壁清野”等抗敌策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均告失败。1862年1月，在曾国藩的举荐下，左宗棠补授浙江巡抚，“即会合闽师，分道进攻”对太平天国余部展开追剿，成为为政一方的大员，自此以洋务运动地方实力派的身份，展开了其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有力实践。

（一）本土军工企业创办的现代化实践尝试。1863年，左宗棠上任闽浙总督后，左宗棠首先前赴闽浙等地致力于“剿贼”，但其视野又不只局限于对内的平乱，仿制轮舟“为防洋缉盗之用”的想法，最终使其创办福州船政局并制造轮船，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开始了其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初创。次年，左宗棠在西湖中试航蒸汽轮船，并与日意格等人谋划造船一事，1865年时左宗棠即提出自强之策：“必应仿造轮船，夺彼族之所恃”，从初步的造船思想转化为实践，左宗棠始终重视海防，认为“今仿制轮船，正所以预节异时之费”。1866年，福州船政局正式成立，其所具备的现代化性质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其筹备之经历“思之十余年又已三载。”左宗棠在此期间的首创地位毋庸置疑，而为了迅速提高生产力，他巧借海关关税解决资金不足的现状，一反由传统手工造船业向现代化工业缓慢、艰难转变的传统思路，而率先购买机器并雇佣洋匠指导生产，使中国开始自主生产船舶，也是自阿斯本舰队事件的风波后，中国近代海军独立自强的起点。显然，在晚清变局中，左宗棠的自主探索实现了思想到实践的新飞跃，更成为了中国造船业的历史转折点。

为应对陕甘回民起义的剧烈冲击与影响，清政府于1866年12月命左宗棠“驰赴甘肃，督办军务”。将初建成的福州造船厂事务交付给沈葆桢后，左宗棠一边平定起义，同时先后在陕西、甘肃及新疆等驻军地设立制造局及火药局。这一时期，其双管齐下的创立并发展军工企业，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深化了其军事现代化实践。左宗棠主政陕甘后的军工企业发展措施其一便是军用产品的多样化生产，由福州船政局时期的军用造船业到枪炮弹药等多种军工产品的制造及其维修，成为西北工业近代化的开端。左宗棠不仅提出“自强”的洋务运动口号，还有别于其他“洋务派”，提出迎头赶上，改进自身装备与技术，改变对进口军火的大量依赖的局面，这一点着重体现在兰州制造局的成立。1872年，在西安机器制造局发展的经验基础上，兰州制造局应运而生，在平定起义的前线建立起来。左宗棠在初赴陕甘期间所用物资、军火，几乎全部依靠上海的外国洋行代购，“靡费众多”，为了“省钱省力”，他决定建立本国的军事企业，对于创建兰州制造局的目的及作用，他“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纵未能如西人之精到，而其利足以相当”，以确保在武器装备的更新发展中能自给自足，并立于不败之地。左宗棠主政陕甘后的军工企业发展措施其二即将军工企业向民用化推动。左宗棠进入陕甘地区后，其面临的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一片乱局，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已是“死亡殆尽，亦无遗种”。因地制宜的恢复民生，利用当地优势条件开展纺织业及发展耕种业就成为了必要手段，因此纺织机器与抽水机等民用设备的生产也得到了重视，甘肃织呢局于1880年9月的投产，既有国家政策深入西北的政治象征，又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意义。自此后，手工纺织业向机器纺织业展开了探索与转型，作为军事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副产品”，更成为了毛纺织业现代化的起点。左宗棠还尝试发展了直接为军事工业提供原料与资金的矿业，在肃州等地试开金矿。这些举措节约了军工企业的生产成本，部分民用企业为军工企业输入初期产品、辅助其完成初步布局，都对军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闽浙总督任上的初步尝试，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的举措显然有了更多的进步与发展之处。

收复新疆并稳固西北边塞后，年事已高的左宗棠被调回内地直至其去世，这一时期其先后担任两江总督并督办福建军务，多措并举的创办、发展军工企业，促进经济发展与国防实力增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一是对已开办的军工企业的创新管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均属洋务运动早期开办企业，派得力要员进行管理与监督可提升效率、革除积弊。对轮船招商局的营运水脚“按里匀摊”，增加开支已取得营运实效；鼓励福州船政局革新技术，生产新式舰船，与西洋船舰相比较“似尚足以相埒”，造船技术有了一大进步；船政局也受益于技术进步与资金支持，出现了“船台鼎峙，合此而三”的繁荣局面。上述举措，使军工企业的现代因素大大提升，更有利于国防实力的快速增长。二是军工及相关企业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在一些与军工密切相关的产业时，左宗棠更加突出商办而非官督的市场经营模式，提升了生产效率的同时，还将部分利润用在军工生产上。三是军工企业向民用企业的广泛发展。左宗棠清晰的看到东南地区之富庶，片面发展军工企业不仅浪费、局限，而且难以持续，因此在其支持下，一些规模较大的民用及军民合用的企业就快速发展起来。电线作为通讯工具，其建设“实于军情、商务大有裨益”，战时有利传达消息、平时进行商务交流，在左宗棠的坚持下，沿江陆路电线于1883年收归国有建设，“以保中国自主之权”。同年，左宗棠还对池州煤铁局“加添资本”，以期减少“购资外洋”需求。1885年在上陈海防事时，提出“矿政、船炮相为表里”，并具有远见的提出仿造铁路的要求。

通过这些举措，左宗棠军工企业现代化实践进入了成熟期，在这一时期其经验累积与发展，不仅是对其自身的发展与超越，更成为了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的驱动者与践行者。

（二）本土军工人才培养的独立化实践探索。现代化的事业需要现代化的人才，早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就深感中国同西方在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巨大差距和西方技术人才的独到之处。因此，他在购买生产机器及雇佣外国管理者、技术工人进行生产时就特别重视对人才进行本土化培养。这种本土军工人才培养见解，具有独特革新性，也贯穿了其军事工业现代化近三十年实践。无论是引进名师以点带面进行经验传授，还是开办学堂进行系统化学习，左宗棠在军事工业发展中对“材技之士争起赴之”的渴望都是十分明显。

一方面，引进名师，促进军工人才发展。1866年，左宗棠在奏折中即认为，“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艺事之强乃是中国本土人才所不能及的，这其中不免有体制积弊、科举未废与人才不兴等多重因素。但要迅速改善其局面，就要“以西法传之中土”，引进具有真才实学的外籍人才带动中国初步发展。

左宗棠在设局造船明确指出对外国师匠“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再根据其传授知识的水平与进度，对薪水进行调整与控制，这种灵活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实践质量，其在雇佣关系上有了一大进步；而在学员选拔上，安排巧思者进行学习，而拙者、惰者则被相应清退，这种双向选拔甚至具备初步淘汰机制的选人、用人策略，既是超前视野大胆尝试，也充满了独立探索。左宗棠经略陕甘期间，正值普法战争渐止，两国无力东顾之时，不少熟谙军工的德法工匠因形势变化来华，左宗棠主张“去其毒”而“取其益”，命他们带领中国工匠进行学习。晚年经略两江时，派德商福克及日意格等人采买轮船、鱼雷等，并派在洋监工予以监制并进行学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聘雇西洋工匠之时特别注意“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原则，其聘雇的目的在于传授技艺，最终促进本土人才的发展。如左宗棠在与胡雪岩通信期间，当其得知闽局“轮船无须外国师匠”，左宗棠认为“此是好消息”，其肯定之意溢于言表。在聘雇洋匠的问题上，他竭力避免与政府及宗教组织直接进行接触，以免受政治影响，且在关键的聘雇中“非明定规约，无以示信”，用合同约定的形式保障雇佣关系的纯洁，有效减轻了列强势力及宗教组织对华的操纵与影响。

另一方面，开办学堂，强化军工人才培养。若仅零散雇佣西洋工匠到华各地进行技术指导，规模明显不足，且随着主管者的变动有不可持续的风险，左宗棠深谙此道，便在各地开设军工学堂进行系统教学、培养，伴随着各军工企业开办，成为了开风气之先的一大创举。1866年，以军工人才培养为目的的“求是堂艺局”伴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成立而设立，作为新式学堂，其培养现代化科技人才的意旨无疑是明确的，选拔“均甚聪明，易学易晓”的子弟进入学习，内容既包含语言、算数等基础知识，又囊括造船、驾驶等具体技术，并制定规章制度，“取专精”“奖异能”，对在学期间的学制、规范都做了详细说明，意在真正为船政事务贡献力量。“求是堂艺局”设立后，次年又成立绘图院，招募一批粗通文墨的青年，专门培养制船绘图的人才，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闽中艺局学徒精进殊常”，为军工企业发展贡献了不小的努力；1868年，又设立“艺圃”，招募一些尚未成年的学生，学习算术、几何及外文等，意在培养工人及一线技术人员。仅仅几年时间，人才培养已取得一些成效，“艺局”学徒已达到一百四十余名，并有相当一部分在测试中取得较好成绩。

（三）反侵略战争需求下的订单式按需生产。左宗棠在陕甘任职期间，尤以在新疆剿灭阿古柏叛乱时对军工生产模式——订单式按需生产的初步求变、创新，成为其军事工业现代化实践的有力佐证。左宗棠的主张不局限于能够生产、制造现代化武器装备，而在于追求一流与先进，“由型器而窥神妙，亦非做不到的事”，在设备更新及技术层面都有所发展，以“自造”代替“外购”。这一点在突出体现在反侵略战争中兰州制造局的创办及左宗棠晚年对海防的经略。兰州制造局是典型的官办工厂，除却对生产力落后的甘肃地区现代化因素的发展外，其生产什么类型、数量多少的枪炮弹药均由每笔订单规定数量的标准，并直接装备了进疆的清军，展开反侵略战争。兰州制造局的这一战时创举，为剿灭阿古柏政权，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创了自近代史以来中国军队使用自造热兵器取得战争胜利的先例。

兰州制造局于1873年初正式投产后，自主制造铜帽、自来火、螺丝洋枪等武器，其经费来自军需款项，生产的武器弹药主要用于收复新疆的反侵略战争。1880年，为解决款项不足问题，左宗棠又看准了羊毛产业，开办甘肃织呢局，这两局的产品相互呼应，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金来源，又在生产中提供了大量优质枪炮，可见其方略的精准有效。事实上，与此同时期的许多内地官办工厂的实质就是政府实控的封建国有企业，无论是否与军工有关，其效率都十分低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持者或为私利、或为特权，以行政权力对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进行借贷及资金拨付等“特殊保护”，数额高达190余万两，以期达到“休息周转”“免被洋商排挤”的目的，这种保护虽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生存有所裨益，但却在内部助长了官僚作风，从长远看来反是一大弊病。但左宗棠在结束西北战事后，将在西北的举措得当之处加以总结吸收，在中法战争期间，边防面临极大压力，进而导致“营勇日增，库司告竭”，在此期间，其开源节流，一方面压缩军工开支、节约不必要的成本，按需进行采购，另一方面“官倡其利”，促进民用工业中制糖、采矿等对军事工业的反哺。

综上所述，左宗棠在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实践中，已对生产方式及采购方法等进行革新，通盘考虑成本、制造水平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并得以有效利用。

二、晚清变局中左宗棠军事工业现代化实践的基本特点

左宗棠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自强的特质，又求师于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在务实有为的基础上别具一格的展开军事工业现代化实践，既不因循守旧而落入顽固派的窠臼，又不过分超前使自身的事业遭遇束缚而付之东流，其基本特点如下：

首先，识变中彰显救国自强目的的纯洁。晚清变局中，左宗棠准确识变，兴办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实践拥有着不为稻粱谋的纯洁，其目的是救国自强，以使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相比晚清咸同时期官员的制度性腐败，特别是李鸿章为代表的封疆大吏们的“宰相合肥天下瘦”，左宗棠一不为获取权力，二不为金钱名爵。其奏请设立福建船政局后不久，即被调往西北，但仍关心船政发展进度，先后三次奏请派要员接管轮船局事务，并以“臣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以抒其志，在临行前仍忙于“筹拨银两”“请旨谕令沈葆桢仍接管船政事”，以至于在西北战事正酣之时，也不忘“忧虑殊深”“冒昧陈请”为轮船事务拨款，以此可见其对强军强国之重视。

左宗棠赴西北并进军新疆后，在“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对机器、枪炮制造的重视的背后，实际是其对祖国领土统一的坚定决心与强军强国的期待。在其晚年，其对东南沿海的海防仍旧十分重视，结合现实条件的提出防“海口”而非防“远洋”，其目标就是要以弱胜强，抵御外敌入侵。而且，左宗棠兴办的现代化军工企业，对中国的国防力量的扩充是显而易见的，在收复新疆及中法战争的几场关键战役中，自制枪炮都发挥了较大作用，推进了战争总体进程，这与左宗棠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其次，应变中兼顾区位的统筹发展。结合区位的统筹发展，成为了左宗棠军事工业现代化实践的又一特色。洋务运动所创办的绝大多数军工企业分布在经济发达、赋税充盈的东南交通要地，鲜见于中西部地区。左宗棠清晰的认识到军工企业的前置对军队物资弹药的重要补充作用，因地制宜的在西北地区开办军工企业，在“素称苦瘠”的西北地区率先应变，首创了现代化因素，从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其规模也日益扩大起来。

而且，初创的军工企业花销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左宗棠在西北地区开办军工企业的条件不似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其工业基础极差。但西北的初级农产品及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且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缺乏销路。应对这一变化，左宗棠将民用工业作为军事工业的重要补充，将甘肃织呢局生产的呢绒直接投入市场销售，成为商品生产，这一方面补充了“出关诸军饷匮盈绌”的军饷不足之蔽，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因素的初步发展。这些措施保证了军工企业的顺利开展，更部分解决远征塞外的物资需求。

再次，求变中突出独立自主的自立特点。在晚清变局中，左宗棠创办军工企业旨在主动求变、革新，但其无论在什么时刻，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及民族大义为前提，这样的新品格在洋务派诸位领导者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创设福州船政局时，认为“轮船为救时急着”，所救之时显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的危急时刻。左宗棠自福州兴办军工企业始，“御外侮”“敌洋商”的想法就始终存在，并在实践中愈加成熟，最终得以定型。甘肃织呢局的创立一方面是为了为军事工业提供利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分洋商之利”，打破西方的纺织品的垄断局面。因此在军工科技领域，他既重视学习西方的主动性，又强调独立自主的进行发展。无论是造船、驾驶，亦或是制图、机械，都主张中国人能自行掌握，灵活运用，在实际的生产经营中多培养本土工匠而少用洋人，通过自主发展达到“自强”，这种思想极为可贵并值得肯定。

最后，善变中把握辩证统一的各要素联系。左宗棠饱读儒家经典，以举人出身，但由于其早年委身于幕府的经历，不似八股取士下一般读书人的保守，而对变动中的世界有自身的体悟，对经济、政治等问题高度关注，并随着阅历的增长，善将经济、政治因素同军事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在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实践中予以体现。

从多年领兵作战及创办企业的实际经验出发，左宗棠充分看到经济、政治等因素对军工企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及军工企业自身发展的延续性对经济发展与政局稳定的反向影响。1867年，他在已清晰认识到造船事业“既需巨资”“闽中实难独任”，要求从商业收入中获取部分利润补贴；1872年，面对反对造船的杂音，他强调造船已取得很大成就，并需要政局稳定，朝野上下一并支持，才能使“数百万之费非虚掷”；而在1875年，面对塞防与海防的两派交锋，左宗棠又强调“已有头绪”的造船事业可以抵消购船费用，进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西北局势及练兵、民生之上。这些因时因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策略利国利民，可略见其已有初步的辩证思想，并在具体实践中得以利用，取得一定成效。

三、晚清变局中左宗棠军事工业现代化实践的当代启示

军备与军事实力，是军事因素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国家实力的一种强有力因素。军事实力的对比，是国家力量对比的重要一环。军事工业的发展水平高低、快慢直接影响国家军事实力，促使国际格局发生演变。值得一提的是，军事工业的发展却不能只聚焦于纯粹的军事因素，晚清变局中，左宗棠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实践规模较大、影响深远，无论从自强自立的爱国主义情怀、务实发展的实干精神亦或是创新思维的灵活运用，都对中国式现代化军事工业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爱国主义情怀是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思想保证。纵观左宗棠开办军工企业的近三十年历程，无论在任何一个阶段，都秉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的爱国、卫国之决心，其军事工业服务对象都是当下的反侵略战争，这清晰而不容置疑，并且其在开工之时就追求达到甚至超越世界一流军工水平，这同样明确可见。诚然，因为时代因素、阶级性质等诸多因素，以左宗棠为代表的精英纵然有“爱国之心”，也不总能在对外侵略中形成“必胜之势”，但对于当前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却有着充分的借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当前的军事工业以国有化、公有制为主，培育爱国主义情怀当是重中之重，保证军事工业不变色、不变质，军工企业领导的表态与发言具有说服力与代表性，中核公司前董事长孙勤提到：“核工业的初心简单、明了而决绝：为了国家强大，不受欺负。”中船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指出：“进一步突出了军工央企的使命担当，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国防建设，引领行业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军事工业不能做“裱糊匠东补西拼”，而必须以爱国主义情怀为滋润，以大国重器挺起中国制造的脊梁，要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的战争与和平的新局面贡献自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