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汨罗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受到良好的家教家风的熏陶，从小识量过人，忧国忧民。他性格坚毅镇静，理想信念坚定，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敢于和任何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为革命百折不挠。他埋头苦干，长期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来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弼时同志三十年的革命工作中一直贯穿着这样几个习惯。

一、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

弼时同志幼年家贫，生活十分艰苦，他念中学的费用，靠他的未婚妻陈琮英做工挣来的钱补助。他从小就懂得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在小学的作文里即写到要“合群”“爱群”。十六岁时，他把建立同天共乐的“大福家世界”，当作自己人生的责任。

“他随时都在替群众想办法”。他有一句名言：“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他的秘书师哲回忆：“无论弼时走到哪里，总是要做调查、了解情况，倾听群众的呼声，注意他们的疾苦，设法替他们排除困难。这已成为他的习惯。”习仲勋同志回忆他：“他在领导大生产运动时，曾找领导运盐的乡村干部谈话，搜集、整理材料，解决如何组织延安附近群众，去三边运盐，能获得利润的问题。这样类似的事情，实在是很多很多的”。一直到他去世的两个礼拜前，在与通县一个村的支部书记谈话时，他还为那个支部书记想了很多生产度荒的办法。

“损害群众利益是我们的耻辱”。任弼时同志心里时刻想着群众的利益。他特别注意群众的疾苦、意见和要求，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损害群众利益。他反复教育干部战士，要处处关心和爱护群众，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长征中，部队来到一个小山村宿营，当地的老百姓由于受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都跑到山里去了。一个战士在做饭时，不小心失火烧了老百姓几栋茅屋。任弼时同志知道后，立即派人到山里去找老百姓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但由于老百姓不了解红军，没有出来。任弼时同志便把政治部的同志找来，叫他们写一封表示歉意的信，然后用红布包了五百块光洋的赔偿费，连同信一起放在村口的一棵大树底下。

“任何英雄好汉离开了群众，是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工作的。”他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说：“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1934年11月，弼时同志和贺龙同志领导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湘鄂两省国民党军八十六个团，分成六路向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任弼时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进行紧急动员。他指出，摆在党面前最基本的战斗任务，就是以争取决战胜利为一切工作的重心，去动员、组织、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在满足群众要求的基础上发扬群众积极性，造成群众一切为着战争的热潮。每个党员做一件战争动员的具体工作，成为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到各乡各村各屋坊中去做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组织群众收集粮食；广泛发展游击战争，领导游击队消灭地主武装；保护中农利益，彻底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山林、鱼塘、房屋。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领导群众的艺术，就是在于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就这样，通过发动和组织一场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经过大小战斗三十次，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钳制、吸引、调动了敌人，策应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保卫了新开辟的苏维埃，推动了全国革命的浪潮。

二、周密调查研究的习惯

任弼时在处理每件事情时，总要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才发表个人意见，从不做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不符合实际的讲话和指导。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做调查研究。和他共事十年的原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说：“他对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毫不急躁，非常镇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详加分析研究，然后决定工作的方针或政策。这一点是我们和他在一起工作中感觉最深刻的一点，他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中都能使同志们感到是最稳当的。”

“善于调查研究，敢于实事求是”。1933年5月，任弼时从中央苏区来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当时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肃反”严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好同志。弼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了事实真相，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张爱萍、江文等一批干部。1934年8月，任弼时奉中革军委训令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9月进至邵阳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在城步、通道、绥宁、靖县三角地带发展游击战争，并消灭那里的敌人。此时，根据破译的敌军情报，湘军李觉师向绥宁截击，桂军第七军向靖远截击，绥宁至通道要隘有桂军一个师防堵，黔军频繁向黔东调动，若按中革军委训令行事，很可能全军覆灭。任弼时审时度势，改变计划，夺路南下，西入贵州，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1943年下半年，陕甘宁边区出现财政金融紊乱。任弼时用了三个月时间进行调查，记录分析了大量经济数据，从边区的开支、物资的流通、部门的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方面摸清了问题的症结。在边区高干会上作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长篇报告，为边区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措施。毛主席审阅后非常满意，并批示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5000份。1947年，任弼时利用养病的机会，对陕北米脂县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30多个村子进行调查，还了解了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根据调研写出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长篇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保证土改的健康进行，起到重要作用。

三、热爱学习的习惯

弼时四五岁时即喜欢写字，台子太高了，就把小凳子码在椅子上，坐到小凳子上去写。在东大学习时，弼时同志精神饱满，刻苦学习。他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没有多久，他不仅能听苏联教员讲课，能看俄文书，还能用俄文记笔记。一九二二年苏联召开远东劳动代表大会，需要从东方大学挑选俄语程度好的同学去参加大会工作，弼时同志很快就被选中了。他在学习中兴趣广泛，经常参加辩论，又会画画演戏。

“要革命，就必须学习”。一九二九年弼时同志担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据刘晓回忆，“他不但对工作检查非常认真负责，同时也很关心干部学习。当我每次与他接头时，他总是从各方面来了解我们学习的情况，帮助我们解决那些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学习所遇到的困难。”在长征行军的间隙里，弼时同志组织部队学文化，坐在篝火旁为战士们编写学习课本。弼时同志督促干部战士学习，他自己更是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在山西抗战前线，“一到宿营地休息，他就坐下来看书，读列宁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弼时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善于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的领导者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模范的领会者与运用者。一九三五年三月，为了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弼时同志决定组织一个工作团，前往永顺沅陵交界的石堤溪地区，成立永沅中心县委，任命刘俊秀担任工作团的主任兼县委书记。出发前交代刘俊秀：“这是一个新开辟的地区，情况很复杂，群众基础也很差，你不是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听过毛主席关于《苏维埃建设》的讲课吗？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要让苏区的经验在这里扎根！”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弼时提议恢复了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坚持了政治建军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开展民运工作，卓有成效的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壮大和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大生产运动中，他以马列的基本观点，阐明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指出了大生产运动的战略意义。他说，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为了中国的解放和建设。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是不会胜利的，就是胜利了也不能巩固。

四、动手的习惯

弼时同志从小爱劳动，在序贤小学读书的时候，他假期回家就帮母亲煮饭。在延安，他在杨家沟开了一块地，种了玉米和各种蔬菜。他向陈琮英学习纺线，并在中直机关的纺线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弼时同志坚持纺线的精神影响了整个中直机关，很快掀起了纺织的高潮。

“既能领导别人，又能下手去做，才是革命同志的作风。”1933年5月任弼时到湘赣军区后，决心开展无线电侦察。任弼时对电台政委江文说：“你们把敌军上下级之间的往来电报收下来，搞清电报是谁发给谁的，然后将收到的电报送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来研究破密的问题。”收到的电报送到任弼时那里后，他进一步指导：敌人上下级之间发报，一般有固定的格式，掌握了它对破密有利。如刘建绪给何键的电报开头可能是“西路军何总司令鉴”，最后可能是“职刘建绪”和日期、时间。我们可用先破两头后取中间的办法试试看。在任弼时的直接参与和具体指导下，红军很快就破译了敌人的一种密码。

“既要对党忠诚可靠，又要精通业务”。一九四七年三月，党中央从延安撤出后成立了前委、后委、工委，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领导全国解放战争。任弼时参与战略决策、主管中央直属队之外，协助恩来同志主管电讯联络和密码通讯工作。战争初期，我豫西部队密码一度被敌侦破，我华野总部电台被敌侦测判定，华野总部屡遭敌机轰炸。弼时同志协助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先后在靖边县的小河村和佳县的神泉堡两次召集机要业务会议，研究对策。获悉蒋介石每天靠空中侦测的情报来判断我军的动向，制定作战计划，弼时同志与恩来同志动手，反复研究操作验证，同戴镜元、王铮、罗青长等有关机要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正确的密码方针和通讯联络方案以及严格的保密制度。“在战争中，弼时同志协助恩来同志，常常利用敌人迷信电讯侧向的心理，将计就计，采取各种手段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使敌人摸不清我军动向，陷于慌乱，穷于应付，使我军捕捉有利战机歼灭敌人。”在解放战争中敌人始终没有破译出我军核心密码，这是解放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五、谆谆诲人的习惯

弼时同志公道正派，对待干部一视同仁。他以严肃的原则性与和蔼可亲相结合的态度对待干部，以党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来教育干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正确处理同志关系。坚持原则而不激动，议论不多而思虑周祥。他关心同志，团结同志，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被称为“中国革命青年最亲密的导师”“党内的妈妈”。

“他使大家充满信心和希望”。他平易近人，喜欢听取来自群众各方面的意见，就是一些反对的意见他也愿意听。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话，不论是向他报告，或请示工作，或谈个人问题，他都会凝神聚目耐心地听你讲完你所要说的话，周详的全面的了解问题，研究解决的办法，用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的？”他善于从各个方面估量问题，发现问题，启发人的思想。他善于在事前提醒你、警告你，使你避免错误，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他善于采纳正确的意见。他对同志热情诚恳，以理服人，使大家觉得可亲、可敬、可以信赖，什么都敢对他说。

“耐烦的细心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弼时同志时时刻刻注意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歧视和残酷打击，而是耐心细致的进行说服教育，等待觉悟，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团结他们共同工作。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合后，弼时同志多次找夏曦促膝谈心，耐心的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说服教育，使其认识自己的错误。夏曦被撤职后，他又反复说服二、六军团干部，提出给夏曦一个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使夏曦同志后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弼时同志一方面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一方面又避免破裂不使他感受特殊刺激，团结他共同北上。与张国焘日则同吃同行，夜则同坐同宿，耐心地做张和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的工作。他与傅钟等同志草地竟夜谈，他用俄语对傅钟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求吉寺会议上，他引导大家把眼光放到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上来，他说：我们和党中央、一方面军会合之后开会，中心还是讨论迎接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问题，对以前的问题，有冷静的客观的自我批评，就不再提了。陈昌浩自此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后来他反对张的西去主张，坚持北上方针，积极率先锋部队夺得岷州一线，而且率先提出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南北夹击胡宗南西进部队方案。经过细致耐烦有理有节的思想斗争，任弼时和朱德等同志推动了二、四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三军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任弼时纪念馆副研究员 唐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