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说到岳阳的历史文化，滕子京还真的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主持重修（一说改建）的岳阳楼成为著名的“江南三大名楼”之一，让岳阳也因楼得名，由此蜚声中外，更因为正是他的一篇求记文字深深打动了一代名臣范仲淹，直接诱发了范仲淹对岳阳楼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深入思考，《岳阳楼记》才横空出世，让忧乐精神家喻户晓，成为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瑰宝。可以说滕子京就是忧乐精神的直接诱发点与具体体现，正是他超出常人的家国情怀，引发了范仲淹内心深处的深深共鸣，才将内心的长久沉淀外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永远的精神标签。具体来说，滕子京的忧乐情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执着

在北宋灿若繁星的名人星空里，滕子京并不是一颗很亮的星。不仅正史对他的记载十分简略，野史之中关于他的记录也不多见，详细的生平事迹更是少之又少。如果不是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他与后来成为一代名臣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范仲淹一道登进士第，特别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开门见山地提及他的名字与政绩，只怕除了为数极少的一些研究北宋历史的学者与地方志专家，在特定需要时偶尔涉及之外，几乎就会永远地雪藏在历史的尘埃里，成为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把他看成了自己籍籍无名，却拉虎皮做大旗，利用范仲淹为自己谋求大名的政客。其实如果参照《宋史·滕宗谅传》以及相关资料细细一想，就可以知道，原来滕子京有着多么非同凡响的政治追求与精神执着。

先看看《宋史·滕宗谅传》的原文记载：

“　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其后仲淹称其才，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当涂、邵武二县，迁殿中丞，代还。会禁中火，诏劾火所从起，宗谅与秘书丞刘越皆上疏谏。宗谅曰：‘伏见掖庭遗烬，延炽宫闼，虽沿人事，实系天时。诏书亟下，引咎涤瑕，中外莫不感动。然而诏狱未释，鞫讯尚严，恐违上天垂戒之意，累两宫好生之德。且妇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万一怀冤，足累和气。祥符中，宫掖火，先帝尝索其类置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复有今日之虞哉。况变警之来，近在禁掖，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系者特从原免，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疏奏，仁宗为罢诏狱。时章献太后犹临朝，宗谅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请太后还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尝言还政者，越已卒，赠右司谏，而除宗谅左正言。”

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的吓人一跳，像滕子京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显赫家世与政治依托的贫寒士子，能够通过科举晋升，弄一个一官半职，应该是天大的福分了。至于因同年范仲淹举荐，能到京师担任个小官僚，更是祖上造了七级浮屠，应该特别的珍惜。京城禁宫失火，自有大人物出面定夺，你一个小小的从六品官员，就是一个再小不过的配角，去凑个什么热闹。但是滕子京还就是不知死活，不仅为宫里柔弱的妇人大肆开脱，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太后，上纲上线，硬说是“政失其本”才导致天道失常，逼着太后还政。幸亏老天垂青，一年之后太后一命呜呼，不然不说仕途，只怕小命都要堪忧了。

千万不要认为滕子京在搞政治投机，这样的胆大妄为之举3年之前就已经出现过。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六月，京师开封普降大雨，雷声隆隆，电光乱溅，规模篇庞大的玉清昭应宫内，竟然射入一道火团，瞬间之后火球四处爆裂，霎时间烈焰焚烧，风助火势，竟然整整烧了一个晚上，直把3610间房屋的一座雄伟壮丽的宫殿烧成了一片瓦砾，硬是只剩下长生与崇寿2座小殿。执掌朝纲的刘太后闻报，传旨将守宫官吏全部下监狱抵罪。枢密院副使范雍、御史中丞王曙、司谏范讽等都上疏劝谏，说大火“是天意，与人无关，不当置狱穷治”。刘太后无奈，借机以“兼领玉清昭应宫使管理不严，因而发生火灾”为名，将多次劝阻她想得到皇权礼遇的首相王曾罢免，贬为青州知州。本来此时滕子京的官阶更小，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大理寺臣，在一众朝臣面前几乎就是一个小跟班，但他竟然不知死活地跟作范仲淹等高级官员起哄，奏请刘太后放弃垂帘听政，将军国大事交付给宋仁宗赵祯打理，弄得刘太后大怒，直把他贬到闽北的一个小县了事。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朝政的废立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你一个小小跟班有什么话语权与发话的必要呢？弄对了，几乎没有人记得你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弄错了，则吃不了兜着走，甚至只怕要死无葬身之地。当年杜甫任左拾遗，官职虽小，还是皇帝身边的谏官，提个意见算是名正言顺，然而不知死活地去劝阻房琯罢相，差一点招致杀身之祸。如果不是他才名倾倒四海，这么多人出面求情，几乎历史上就再无杜甫了。再说杜甫再大胆，也还是讲的人臣，你滕子京拿太后说事，不更是犯了天条？但他顾不得自己官职卑微，为了让国家的政治生态回归正常秩序，硬是豁出去了，并且不止一次，这种气魄不正是忧乐精神的最具体生动的体现之一么。

二、为生民立命的干净担当

《宋史·滕宗谅传》中一共写了4件事，大都是正面肯定。一是前边所说的宫禁之中失火，朝廷要严加追究，滕宗谅上疏反对严刑审问，认为是管理不善“政失其本”所致，并趁机凑请太后还政，太后驾崩之后被皇上追功任命为左正言。二是任湖州知州时，元昊叛乱，朝廷葛怀敏大军平叛失败，“诸郡震恐”，滕宗谅看到城中兵少，就集中几千农民穿军装上城，并招募勇士去前沿侦察，用文书告知各郡加强防守，当范仲淹帅藩汉士兵来增援时，面对恶劣天气，“人情忧沮”，滕宗谅“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对牺牲的将士在佛寺之中祭奠，丰厚地抚恤他们的妻子儿女，使边民安定。三是当范仲淹推荐滕宗谅自代，朝廷准备提拔滕宗谅为天章阁代制、庆州经略安抚招讨使时，他向朝廷上疏，既然已经任命范仲淹、韩琦为四路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使，下边不宜再重复设此职，得到朝廷认可。第四就是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所说的滕宗谅在做泾州知州时“费公钱”、烧账本问题，不过原因讲得很清楚：“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名。”也就是说其中较大的开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依照旧例犒赏居住在境内的诸部酋长，以示安抚；二是馈赠游士故人，以示友情。至于烧毁账本，乃是怕牵连那些曾经受过好处的人，干脆自己一力承担。

由此看来，正史里滕子京是一个特别善于见机行事敢作敢当的人，只是行事有些任性，不肯循规蹈矩。尤其是在那个皇权至上，各级官吏都习惯于唯唯诺诺的时代，更显得特立独行。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滕子京在岳阳的3年，更是将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还真不是我孤陋寡闻，除了对诗书典籍薄有所涉，至少把现代各大搜索引擎仔细翻了个遍，硬是没有能够找出历史上比滕子京声名与业绩更为显赫的岳阳（巴陵、岳州）地方行政长官来。先别说从岳阳临湘沅潭镇长源村发掘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来看，20万年之前这里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并且据《史记》《庄子》《淮南子》等文史资料的记载，黄帝、尧、舜、禹均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舜帝二妃与斑竹的故事更是穿越千古名动天下。即使从建安15年（公元210年）在今岳阳市境内建郡至今，岳阳作为郡一级行政单位，也有了近2000年的历史。但期间除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大唐中书令张说曾贬谪岳阳2年，修有岳阳南楼（今岳阳楼前身之一），常与文人雅士在此吟风弄赋，把传说之中的鲁肃阅兵台打造成了一方文化高地以外，在这里留有鲜明印记的地方官确实是凤毛麟角。那么终生最高官衔不过四品，此时更是以戴罪之身贬居岳州的滕子京，究竟凭什么能一鸣惊人名垂青史呢？

自古以来就有“丰碑无语，行胜于言”“政声人去后”之类的说法，也就是说实绩才是最好的证明材料。让滕子京擅得大名的硬核，首先当然是他堪称蔚为大观的政绩，用与他同期稍后的名吏兼大学者王辟之在《渑池燕谈录》中的话来说：“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

其实自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到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滕子京在岳阳满打满算也就3年，用今天的观点来说，还不足一个任期。3年能干什么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还真不好说，所以即使号称孔门七十二贤之中的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在孔子“各言其志”的追问之下，也表现得诚惶诚恐。但滕子京硬是只争朝夕，做了5件大事。一是秉承他担任地方官的一贯兴学作风，修建（一说迁建）了岳州文庙，并请好友、大散文集尹洙撰写《岳州学宫记》，兴一方文脉，至今岳州文庙都是岳阳的文化地标。二是考虑到南湖过渡困难，修筑了堤头渡桥，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万年桥”“三眼桥”，此桥卓立千年，成为联通南湖两岸的纽带，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几次改扩建，规模大了不少，但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可见影响之深远。三是谋划了另一项更加重要的民生工程，那就是计划“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修筑一条“偃虹堤”，让“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这几乎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沿湖综合治理工程蓝图，与今天党和政府的沿湖治理理念不谋而合，可见其谋划之周，用心之苦。可惜的是，来不及开工，他就转任苏州，几个月之后就病死任所，宏图终于付诸东流，不然岳州古城又将多留下一座文化地标。幸亏他同时代大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依照他提供的设计图纸，写下了构思新颖笔法精妙的散文名篇《偃虹堤记》，才为后人提供了驰骋想象的范本，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四是主持编辑了《岳阳楼诗集》，保存岳阳楼的历史文化，可惜原稿也已经被后人散失，不然今日的《岳阳楼诗选》与“岳阳楼诗碑”将更加丰富与全面。

不过滕子京政绩里最具有传奇色彩，最值得后人称道，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当然要属重修岳阳楼了。

据现存最一般的说法，岳阳楼原是三国时东吴大将鲁肃训练水军的阅兵台，鲁肃兵戈远去之后，这里就成为了一座废弃的古营垒。在此后漫长的几百年时间里，岳阳楼虽经毁毁修修，但都没有给历史留下多少痕迹。直到719年，大唐中书令张说贬居岳州太守，在此修筑南楼（今岳阳楼的前身，因地处州府之南，故称），闲暇时，呼朋引伴，吟诗作赋，游园宴乐，使这里俨然成为了一方文化娱乐高地，岳阳楼才得以重回历史的视野。在滕子京之后，也有过多次大修，但都没有达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这样巨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

他修岳阳楼的方法更绝，还是来看司马光《涑水记闻》的有关记载：“滕宗谅知岳阳，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公款），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自掌之，不设住典案籍。楼成，极雄壮，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他的筹钱方法与行事胆大，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不过所谓“自入者亦不鲜焉”，应该多少带有猜疑性质，不然老百姓不会那么好糊弄不说，正史更不会对他作出“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及卒，无余财”的评价。亲到岳州见过滕子京家境的欧阳修好友刘原父在《次韵滕岳州谢汪南郡酒》中说“谁信专城千骑居，空斋图籍两三橱”，意思是，谁能相信统帅千军万马的滕太守家境如此清贫，房中仅仅两三柜子书籍而已。而滕子京死后，范仲淹在《祭滕子京文》中承诺对滕子京的小儿子“我今抚之，必教有称”，如果滕子京家财巨万，也不用范仲淹去代为抚养了。特别是近年在滕子京的家乡修建国道时，发掘了他与他家人的墓葬，四座墓葬除墓志铭外，仅有陪葬品砚台一方，口衔玉兔两只，瓷魂坛两只，其简朴与清贫程度简直令人惊叹。

三、着眼长远的敏锐政治视野

清人陈谵然在《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中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意思是说，不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策划的，是不能够筹划好一时的事的；不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是没有获得一个地区的智慧的。一个好的领导者就必须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视野与忧乐情怀。且不说前文已经提到的滕子京对政治体制的坚守，即使自己官职低微，即使冒着闯下弥天大祸的危险，也要反对后宫称制，坚守封建社会固有的政治秩序，就是单凭他的一封《与范经略求书记》就足以领略他的管理理念与政治视野。

众所周知，滕子京每到一地都会大规模兴学，岳州文庙就是岳阳迄今最为重要的古代学校留存，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理解，毕竟办学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但是每到一地，滕子京也特别喜欢建造亭台楼阁，这就不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了。那么滕子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大建楼阁呢？且看他的《与范经略求书记》的主体陈述：

“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古今东南郡邑，当山水者比比是焉，因山水作楼观者处处有焉。莫不兴于仁智之心，废于愚俗之手，其不废而名与天壤齐固者，则有豫章之滕阁，九江之庾楼，吴兴之消暑，宣城之叠嶂，此外无过二三所而已。虽浸历于岁月，挠剥于风雨，潜消于兵火，圯毁于艰屯，须必崇复而不使隳斩者，盖由韩吏部、白宫傅以下当时名贤辈，各有记述，而取重于千古者也。

巴陵西跨城闉，揭飞观，署之曰：“岳阳楼”，不知俶落于何代何人。自有唐以来文士编集中，无不载其声诗赋咏，与洞庭、君山率相表里。宗谅初诵其言，而疑且未信，谓作者夸说过矣。去秋以罪得兹郡，入境而疑与信俱释。及登楼，而恨向之作者所得仅毫末尔，唯其吕衡州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此粗标其大致。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乃分命僚属于韩、柳、刘、白、二张、二杜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或古或律，歌咏并赋共七十八首，暨本朝大笔如太师吕公、侍郎丁公、尚书夏公之众作，榜于梁栋间。又明年春，鸠材僝工，稍增其旧制。古今诸公于篇吟，率无文字称记。所谓岳阳楼者，徒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乎久焉？

恭维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作，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杰为天下之特胜。切度风旨，岂不欲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伏冀于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者，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欤？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干冒清严，伏惟惶灼。”

明眼人一看就知，滕子京建造楼阁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更不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政绩工程，而是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熔铸了自己的执政理念。所谓“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说白了就是充分依托地理资源优势，借助文人巨擘的力量，为一方山水铸魂，打造恒久的文化旅游景点。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文化搭台，旅游拉动，思想引领”的城市经营理念不谋而合。单这一份远见卓识，虽历千年的洗礼，至今仍熠熠生辉，值得文旅经营者仔细琢磨与借鉴。

更加值得称道是，他在描绘岳阳楼的雄伟气势与无比优越的自然环境之后，笔锋一转，如此设问：“所谓岳阳楼者，徒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乎久焉？”实际上就是十分巧妙地给范仲淹出了一道思考题，让他以文字与思想赋予这座楼台以鲜活的精神。这是一双慧眼，一种默契，一份情怀，也是在巨擘遍天下的北宋当时文坛，滕子京为什么独独要选择范仲淹作记的根本原因。范仲淹果然不辱使命，《岳阳楼记》一出，立即拜倒天下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遂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高度概括。岳阳楼也随之横空出世，不仅跻身江南三大名楼之列，更成为历朝历代的人们趋之若鹜的精神堡垒。这当然有着滕子京不可磨灭的贡献，凝聚着他的政治慧眼与管理心血，也是他在岳阳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城市的无数主政者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据说，在池州青阳九华山的滕子京墓地前赫然耸立着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宋名臣天章阁待制滕公神道”。这对于一生最高品级不过四品，最高职务不过环庆路经略招讨的滕子京来说，似乎确实有些夸大其词。但历史从来就是公正的，单岳州着3年，滕公就足以伴名楼以千古了，源于《岳阳楼记》的忧乐精神里必将永远闪烁他的奉献光辉。

作者简介

易石秋，男，1965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到岳阳市一中任教至今。中学正高级教师，国家级骨干教师，湖南理工学院硕士生导师，岳阳市高中语文首席名师，湖南省作协教师作家分会常务理事，岳阳市教育学会理事，岳阳市忧乐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文艺岳家军”支持对象。业余爱好写作，在国家、省、市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字300余篇，已出版诗文集《我且行吟》《眼底乾坤》《沧海浮生》《古风今韵》《飞鸿处处》《逆旅萍踪》《在时光里行走》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