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光绪七年，左宗棠曾短暂入值军机，引起了中枢政局的变动。已有的研究尚未对这段历史予以全面揭示。通过钩稽奏疏、书牍等传统史料，辅之以新见书信、家谱等材料中的信息，可以探知左宗棠入枢辅政期间与醇亲王、恭亲王一系及李鸿章淮系之间的权力合作与争夺，以及左氏对清流人物从初期迎合转向排斥的心态转变。光绪七年六月的星变陈言风潮中，文硕借王梦熊捐输案弹劾左宗棠，此举实际是恭王一系向左宗棠发起的政治斗争，而清流又以弹劾宝鋆等人的方式回护左宗棠。在致力于查清该案的真相的同时，左宗棠出于避免“党援”的考虑而疏远清流。以此案为标志，左宗棠在中枢政争中彻底转向退居自保，也间接加速了他离京外放的日程。通过对左宗棠入值军机经历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光绪初年晚清政局的进一步理解。
关键词：左宗棠 王梦熊 清流 恭王 李鸿章
光绪初年的晚清政坛，以慈禧与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人的政治斗争、军机处汉大臣的南北之争为主线，正在崛起中的清流人物也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相对而言，湘系元老左宗棠在光绪七年（1881）短暂的入枢辅政经历则少有学者关注。上世纪学界注重利用奏疏、书信、笔记掌故等材料，探讨左宗棠与清流人物关系的演变、左氏入京的原因、入值军机期间的事功以及在朝中被孤立的种种表现。新世纪以来，学界一方面利用新见书信、日记以及诗作等一手史料，从他者的角度勾勒左宗棠入京期间的境遇；同时也开始从湘淮两系斗争的视角，将左氏入京视为慈禧意图引入湘系制衡李鸿章淮系的举动，并将左氏在京期间的作为视为与淮系争权的表现。已有研究重点在于阐述左宗棠入枢期间的事功，也不乏从派系斗争视角出发的初步探讨，又在开发新史料的前提下，利用时人的记载观察左氏的遭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资料的限制，已有研究尚未对左宗棠入京辅政的经历进行全方位的深描，未关注到王梦熊捐输案背后所隐喻的政治斗争，且没有从左宗棠自身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段历史，对于左氏与清流人物关系的分析也过于简略。本文力图以时间为轴，在利用正史、奏疏、信札、笔记等传统史料的基础上，辅之以近年来新见的书信、家谱等资料，以王梦熊捐输案为切入点，从派系斗争的视角观察左宗棠短暂的入京辅政经历，并注重分析期间左氏自身的心态转变，及其与清流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对左氏入京辅政的深入研究，可见左宗棠不仅曾与醇亲王奕譞、恭王一系以及李鸿章淮系势力多有纠葛，清流人物对于左氏也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态度，凡此种种，均充分展现出了光绪七年政坛的波诡云谲。
一、同治年间王梦熊捐输案的产生
（一）杨岳斌委托王梦熊劝捐：王梦熊捐输案的源起
甘肃庄浪阳川位于渭河一级支流葫芦河沿岸，是沟通葫芦河南北两大重镇秦安县与静宁州的交通要道，往东又可到达庄浪县城与静宁水洛城等地。据阳川《王氏族谱》，王氏在明代迁徙至阳川，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清乾隆以来陆续积累了四千七百余垧土地与二十处商铺，另有多处水磨和油坊。依靠雄厚的家资，族人开始走上科举道路。但直至王梦熊一世，族人中功名最高者仅为贡生。自生员王沼（1787-1859）起，王氏热衷于诸如修建桥梁、创立书院等地方公共事业，在西安购买宅院，专供秦安、静宁与庄浪举子乡试时居住，还主动给兰山书院、陇南书院、柳湖书院捐资助学，又数次开仓赈济灾民。王氏的一系列作为不仅使其博得包括陕甘总督舒兴阿在内的官员的褒奖，更为仅有低阶功名的族人能够进入官场打开了方便之门。自乾隆年间起，清廷允许民间“乐善好施者”通过议叙的方式授予相应的奖励及官职，故族人王梦熊能够在咸丰九年（1859）以生员的身份议叙为从五品的工部虞衡司员外郎，留都供职。在京期间，王梦熊交游颇广，曾造访当时供职于翰林院的翁同龢，请他为祖父王沼立传，又因修建咸丰帝陵寝有功，得到曾任工部右侍郎的军机大臣文祥的赏识，被保举为正四品道员。正当王梦熊官场得意时，同治元年（1862）陕甘爆发大规模战乱，他不得不告假还乡，将家人从阳川接到庄浪县城（今庄浪南湖镇）避难。
同治五年（1866）初，王梦熊因事赴省城兰州。当时陕甘总督杨岳斌正在泾州查办金积堡战役失败后清军雷正绾部的哗变，适逢陕西巡抚刘蓉弹劾庆阳粮台杨能格分拨粮饷不均、从中牟利一事，清廷命杨岳斌前往庆阳查办。杨岳斌闻讯，随即赶往庆阳。三月初，兰州因缺粮发生兵变，王梦熊仓促外逃，于十六日至庆阳面见杨岳斌，陈述兵变详情。二十二日，杨岳斌驰抵泾州，询问从省城逃出的商民，与王梦熊所述亦多相合。
考虑到兰州的战略地位，杨岳斌一度急于回兰平叛。但刘蓉则认为，兰州兵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粮饷。如欲在根本上解决兵变，首先应率军扫荡平凉、固原一带，打通陕甘官道，确保粮道畅通，方能彻底平息兰州乱局，杨岳斌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然而因各种原因，各省转运给甘肃清军的粮饷往往难以及时运抵前线。早在同治五年（1866）二月，杨能格就曾请求广泛推广民间捐输章程，这一政策很快得到实施。对于因“乐善好施”步入仕途的王梦熊而言，他十分清楚办理捐输能为未来的官宦生涯添加更多的资本，恰好杨岳斌此时主动委托他在民间劝捐，王梦熊欣然答应。在光绪七年（1881）的奏疏中，杨岳斌写道王梦熊“踊跃从公，竭力劝办。赶解各营，将士饱腾”，持续供给军粮数月。直至当年冬季，军粮方转由地方官员负责捐办。王梦熊将捐输情况清理造册，在六年春呈送给杨岳斌请奖，并领取部照为凭。但杨岳斌当时因病开缺，遂将此事移交给署理总督穆图善接办，从此再无下文。王梦熊对此忿忿不平，这为光绪七年（1881）的捐输一案埋下了伏笔。
（二）王梦熊与左宗棠湘系之间的矛盾
同治五年（1868）以来，陕甘各地土匪蔓延。盐茶厅（今宁夏海原）汉人张贵因其兄刚五被冤杀愤而起兵，纠集大批党羽，长期盘踞在静宁、庄浪境内的威戎堡、水洛城等处，四处袭扰民众，拥有雄厚家产的阳川王氏成为张贵掳掠的重点对象。王梦熊堂弟王鑑早在五年（1868）时就倡议兴办义勇以抵御匪徒，但官方反应冷淡。七年（1868）二月，张贵匪徒袭扰阳川，王铭（王鑑弟）、王鑑等族人在宗族营建的民堡中避难，不幸失守，财物被抢夺一空，王鑑忧愤而终。次年四月，张贵部下再次前来掳掠，赖王铭率众奋力抵御未遂。显然，张贵匪徒对于阳川王氏而言是巨大的威胁。此外，避居庄浪县城的署理平凉知府李超群又与张贵相互勾结，搜刮民财。为掩护张贵，李超群屡次向朝廷禀报庄浪、静宁一带正与回民义军作战。七年（1868）底，陕甘总督左宗棠由京城返回西安，筹备陕甘战事。据《王氏族谱》，王梦熊闻讯后“昼伏夜行，如陕乞师。因言论忤左，师不发”。左宗棠之所以拒不发兵，除了出于全盘战略部署的考虑外，李超群假情报的误导很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王梦熊因此负气进京，通过向都察院呈奏的方式请求清廷发兵。八年（1869）六月十四日，清廷发布上谕，命左宗棠查明张贵匪徒一事，并将王梦熊的呈奏抄发给他。对左宗棠而言，王梦熊赴京乞师之举显然是在宣泄对自己拒绝发兵的不满，而清廷的命令又明显带有斥责他不谙军情的意味，两人之间的矛盾就此产生。
清廷的催促迫使左宗棠派员调查王梦熊所述的真伪。当年八月，左宗棠移驻泾州，向清廷上奏分道进剿、布置联络的战略，计划分北中南三路进军。北路由花马池进攻金积堡，中路沿泾河谷地推进，南路取道秦州、巩昌，围困河州。对于张贵一事，左宗棠表示经过调查，强调其罪状“尚有王梦熊所未及者”。张贵长期盘踞在静宁、庄浪一带，在通渭、会宁、秦安境内四处掳掠，严重威胁陕甘官道的安全，因此是左宗棠疏通中路，打通陕甘官道的主要目标。八月初八至二十一日，清军经过连日作战将张贵大部剿灭，残部百余人逃至会宁。九月，张贵又纠集党羽在会宁抢掠，清军刘占彪部前往剿敌，二十日张贵投降。左宗棠将匪众中有家者遣归原籍，无家者交由平凉府择地安插，另挑精壮者参军。在清剿过程中，左宗棠发现平凉知府李超群与张贵勾结一事，在八月二十九日上奏将其革职拿问。
次年正月，左宗棠在向清廷奏报处理张贵匪徒残部情形时，附片声言发现王梦熊也曾经“比昵土匪张贵，勒捐粮石，从中取利”。后两人因故不和，王梦熊遂赴都察院控诉张贵。民人台秀学曾在静宁州控诉王梦熊通匪，但王梦熊拒不到案。去年八月，清军清剿张贵时，王梦熊主动捐粮六百石。左宗棠令部将黄鼎密查，发现他在葫芦河预料堡一带派捐，勒索粮草数要多于他的上缴之数，还鼓吹剿灭张贵的清军是他京控请来。张贵投降后，也将王梦熊劣迹一并供述。左宗棠因此请求将王梦熊革职拿问。清廷并没有深究此事，令左宗棠酌情办理。但左宗棠所述存在若干疑点：首先，左宗棠完全没有提及王梦熊当年赴陕乞师一事，意在为自己的失察开脱；其次，王氏宗族曾多次遭遇张贵匪徒的袭扰，大量家财被劫掠，族人王鑑因此英年早逝，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王梦熊似乎没有理由与张贵相勾结；再次，李超群被捕后即畏罪自杀，其党羽也被处以流放、充军为奴的极刑，这表明李超群等人与张贵勾结一事属实。但王梦熊被押送至兰州受审时并未被定罪为通贼（详见下文），所受到的惩处仅有革职。同样被左宗棠控诉通匪，李超群之流与王梦熊的后果截然不同，左氏对后者的指控显然有部分捏造的嫌疑，意图借此打击王梦熊。王梦熊借派捐粮草之名牟利或许有之，通匪一事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据《王氏族谱》，王梦熊一案后来被移至隆德县审理，旋即被本地士绅保释还乡。经此打击，王梦熊的仕途被彻底断送，自然对左宗棠极为不满。此外光绪三年（1877）官方向民间劝捐赈济，王梦熊本已捐献粮食，却又被左宗棠部属、甘肃平庆泾固道道员魏光焘将家中粮石全行封抄。王梦熊原本希望在乱世中为自己博得在官场中更进一步的资本，但却接连遭遇捐输未给奖叙、被左宗棠以通匪名义革职、魏光焘强行封抄家产等不幸。左宗棠总督陕甘期间，王梦熊隐忍不发，直至光绪六年（1880）七月左氏奉诏入京，方发起控诉。
二、派系斗争视角下左宗棠入值军机初期的遭际
同治以来，慈禧在醇亲王奕譞支持下，与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展开数次政治斗争，光绪初年渐居上风。恭王虽然逐渐失势，但内有军机处宝鋆、汉人南派首魁沈桂芬等人的支持，外引直隶总督李鸿章淮系势力为援，仍然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在慈禧的默许下，一批敢于指陈国事、臧否政要的翰詹科道清流人物逐渐崛起，他们以军机处汉人北派代表李鸿藻为后援，在中俄伊犁谈判等要事的论辩中声名鹊起，并积极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成为恭王、李鸿章等朝中实力派争相拉拢的对象。左宗棠入京，很大程度上缘于清流人物的推动，两者都旗帜鲜明的反对由崇厚单方面与俄国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并主张积极对俄备战。早在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清流要角张之洞就建议若中俄战端开启，可令左宗棠“身自来朝入阁，以备庙堂咨访筹策”。鉴于中俄新一轮的谈判迟迟未有结果，清流宝廷与邓承修在次年七月先后请求调左宗棠入京。在清廷于七月六日发布令左宗棠入京的上谕后，张之洞又在八月连上两道奏疏，请求速调左宗棠来京以筹划战事。
左宗棠常年身为疆吏，并没有入枢辅政、参与中枢各方派系斗争的经历。在赴京途中，左宗棠通过书信，向杨昌濬、沈应奎等同僚表达了不愿入值军机“被人牵鼻”，拟以闲散身份长留京师，以备顾问的想法。然而随着沈桂芬在光绪六年（1880）的最后一天骤然离世，左宗棠已然意识到“入都后恐不能辞阁缺矣”，代沈入枢已是势所必然。七年正月间，随着中俄合约的签订，长期笼罩的战争阴云逐渐散去，清廷调左宗棠入京的初衷也不复存在，现实中的政治斗争重回主题。正月二十九日，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就此卷入中枢政争的洪流中。
（一）左宗棠与恭王一系、李鸿章淮系政争的受挫
醇王对左宗棠素来颇有好感，希望拉拢这位地方实力派官员。左氏对此心领神会，遂借部下亲兵在张家口的扎营事宜前往醇邸商谈。六年（1880）十月二十九日，两宫太后下旨令醇王管理京师旗兵精锐神机营，恭王一系的宝鋆亦会同管理。次年二月三十日，左宗棠建议将本部亲兵调往京郊训练京师旗兵，“除神机营本有专练之员，毋庸议及外，如健锐、火器各营，挑选年轻力壮兵丁陆续入营训练。……其一切章程，应请醇亲王详为指示。”左氏练兵的计划是将旗兵各营中年轻力壮者挑选入神机营，以本部亲兵加以训练，此举很可能是左氏与醇王私下商议后的结果，由此可在军事上密切协作。清廷令神机营、王大臣人等会同左宗棠商议。但在三月十九日召开的会议中，众人认为健锐各营精壮兵丁已在咸同之交组建神机营时被挑选大半，余下官兵“难以再挑”，拟再行招募五千新兵编立成营，归左部亲兵训练。此举显然与左宗棠依靠神机营与本部亲兵的合作训练旗兵的初衷相左，左氏遂以募兵“需费甚巨”为由将此事搁置。训练旗兵一事可谓左宗棠与醇王首次合作的尝试，考虑到宝鋆亦为神机营管理，此举的中辍逃脱不了恭王一系从中作梗的嫌疑。在提议练兵的同日，左宗棠又建议兴修畿辅水利，以亲兵修浚顺天府境内上源，下游天津、塘沽等处则提议由直隶总督李鸿章经理，又请求让醇王总领其事。此举既延续了左宗棠注重实干的一贯作风，同时意在侵夺李鸿章的事权。此疏暂被清廷留中。也许是意识到仅凭醇王之力无法推进水利建设，左宗棠不得不又请求掌握实权的恭王“总司其事”，清廷遂在四月二十八日令二王、李鸿章会同左氏共同办理。李鸿章本就对左宗棠入枢颇有微词，担忧此后“楚人无不额手称庆，淮部不免渐渐减色”，对于水利一事则更无兴趣，以地势复杂、工程量巨大、人力不足、财力有限等各种理由不断推脱，并要求清廷每年拨白银百余万两资助。恭王对此事也“实不愿过问”，醇王意在笼络左氏，“亦非欲办实事。”此外清廷虽已下旨令二王、左李共商水利，但左宗棠在具体的修浚方案上“一味自擅”，不仅与李鸿章的设想南辕北辙，也并没有征询二王的意见，“两邸亦无可如何，”无疑加深了各方对左氏的不满。早在三月，左宗棠就有以大幅提高税额的方式严禁鸦片的设想，并在五月初五上奏建议由原来的每箱百斤税厘共计征收45两提高到150两。李鸿章虽然也同意加税，但他主要从增加税收的角度出发，又担心税额剧增会导致鸦片走私量的增加，并且反对左宗棠主张由中国自行其是，无须与外国商议的强硬态度，还需“中外会议允协”。针对左宗棠提出的以重罚整治鸦片走私的主张，李鸿章以恐扰乱市场为由反驳。可见左宗棠入值军机初期，在慈禧的默许下意图通过各种方式压制恭王与李鸿章淮系势力，进而达成与醇王的全方位合作，但显然未达目的。
除了在公事上受到阻碍，因长期在外为官，左宗棠对于朝廷礼仪、成例并不熟稔，经常受到排挤与讥讽。左宗棠曾在军机处集体面圣时不顾首先由领班大臣（奕訢）发言的成例而越次发言，又在慈安太后暴卒后的祭期中逾礼穿戴素冠与布靴，使奕訢大为不悦。左宗棠喜好自我夸耀、在公众场合评议他人，无意中也得罪了很多人。他锐意进取的实干风格也与奕訢等人诸事敷衍、但求无过的保守作风迥然对立，朝中大员遂“群相侮弄”左氏，对他的工作虚与委蛇，“任其自行料检。文襄顾此失彼，举端则不能竟委，数日茫无头绪。”三月以来，左宗棠与众臣间的矛盾已是举朝皆知。
（二）从迎合到排斥：左宗棠对清流二张态度的转变
清流人物中，以张佩纶与张之洞最具有影响力。入京之初，左宗棠也曾主动结交二张。张佩纶曾在给同为清流的好友陈宝琛信中写道：“恪靖昨遣人约定，顷吾尚投，所言畅极，当笑侍之粗率耳。”“恪靖顷见过，适他出也。”张之洞在给张佩纶的信中也有“太冲在家相待，只可一行”的记载。然而二张不仅倚赖“清流领袖”李鸿藻为后盾，与其他势力也多有往来。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早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结为患难之交，光绪五年（1879）张佩纶母亲去世，李鸿章赠千金助其治丧，并在其丁忧期间邀请入幕，参与机要，彼此间通信往来非常频繁。张之洞曾在中俄伊犁谈判期间积极献言，获得恭王的垂青，又在张佩纶的调解下逐渐在政见上从与李鸿章对立转向迎合，李鸿章亦对笼络张之洞颇为热心。但与张佩纶积极追随李鸿章不同，张之洞始终秉持“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的中立原则，积极游走于各方之间，在多方博弈中为自身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二张早期对左宗棠的推崇主要基于彼此在对外主张上的一致性，以及对左氏长期领军，“老于兵事”的尊重。但在战争的阴影暂时散去后，二张对左氏态度渐趋于微妙。张之洞对鸦片增税一事尚且抱有期待，认为此事“奇横有趣”、可“令彼族夺气”。五月十八日，户部右侍郎孙诒经以为畿辅水利举荐人才为名，推举同为直隶籍贯的二张实地勘察，襄助左宗棠。孙诒经是张佩纶的姻亲，此举或许意在为二张进一步结交左氏提供方便，但两人显然对这份差使各有盘算。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张佩纶明确向李氏表明自己对于治水的消极态度。但出于湘淮斗争的考虑，张佩纶强调不可放任左氏专擅水利，以免事权旁落，又给他人落下不愿实心办事的口实，对于实地勘察则不情不愿。张之洞在此前与左宗棠已有过数次会面，但都不欢而散，“与之正论则不入，附和则不能。默然听受则不成体，何适而可？”在水利一事上则认为左氏没有通盘筹划，如此庞大的工程“岂有率尔操觚者”？不过对于孙诒经的建议，张之洞还是表现出愿意前往的意愿，“尤云采望。”但对左宗棠而言，二张总体上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使左氏颇为不满，甚至直接在陈宝琛面前指责张佩纶“即讲求水利，亦是偏袒合肥”。张之洞在某次与左氏的谈话中责怪他不能与李鸿章和衷共济，左宗棠则直接在军机处公开嗤笑此为“皮毛之论”。左宗棠敢于当面向陈宝琛责备张佩纶、在枢垣讥讽张之洞，表明他对清流的态度已由最初的迎合转向排斥，故而直接向朝廷回绝了孙诒经的提议，对李鸿章的询问则以两人“大材小用，均非久在本籍者”为由回复。可见，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张佩纶始终与左宗棠保持着距离，张之洞一方面对左氏颇有微词，却又表现出有限度迎合的意向。但在初期尝试性的结交受挫后，左宗棠已然做出了疏远二张的选择。
时任工部尚书的翁同龢一向敬重左宗棠，眼见左氏备受众臣排挤，遂在三月二十日私下劝醇王出面“调和左相，毋令为难。王甚韪之”。清流之一、内阁学士宝廷也在四月上奏为左氏鸣不平：“左宗棠勋望夙著……惟久在边陲，乍历京秩，任重事新，于中朝情事、群僚贤否或未深悉。既入枢廷，即当以天下为己任。宰相以知人为先务，有容为大德，必当虚怀大度于诸事。”此折旨在规劝以恭王等人为代表的中枢重臣与左宗棠和衷共济，勿因其不谙礼仪等小事而生嫌隙。清廷为此专门在四月二日发布上谕，要求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众臣勤于职守，同心协力。这些举动显然没有实质性的效果，反而进一步将军机处原本潜藏于台面下的矛盾公开化。多方掣肘之下，左宗棠逐渐从初期的锐意进取、多方结交趋向于保守，早在五月就有明年春季辞官还乡的想法。但随之而来的王梦熊捐输案宛如催化剂一般，将左宗棠的离京日程大大提前。
对王梦熊而言，左宗棠卸任陕甘总督是一个好消息，终于能够着手争取十余年前办理捐输时应得的奖叙。王梦熊首先赴京至都察院呈诉，但被驳回，都察院将他与所委托的出庭人（抱告）一同押解回原籍。两人在押解途中逃脱，王梦熊径直逃至湖南，在七年（1881）三月请求丁忧居家的杨岳斌代为申奏。王梦熊表示，在这十余年间，他屡屡被捐户索要奖叙，不胜其扰，故冒昧请求杨岳斌代奏。杨岳斌移咨湖南巡抚李明墀，李明墀在七年（1881）三月二十八日上奏，请求清廷下旨给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濬检查底案，分别给奖。清廷并没有直接下旨，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命李明墀咨行陕甘总督查明办理。此时王梦熊捐输案还未引起关注，左宗棠也只是将此事作为在军机处闲聊时的谈资，“曾与同事道及”。但也许正是左宗棠的这一无心之举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导致了六月文硕对他的弹劾。
三、六月星变陈言风潮与左宗棠的应对
（一）文硕弹劾左宗棠与清流对左氏的回护
清廷在四月二日发布的上谕中曾要求言官积极建言献策。五月二十九日以来，彗星数见，清廷以“星变”为由，在六月九日晓谕众臣，要求破除因循积习，勤勉职守。以此为契机，内阁侍读学士文硕在六月十一日上奏，借王梦熊捐输案向左宗棠发难。
文硕，字淑南，满洲正蓝旗人。咸丰六年（1856）以一品荫生分户部员外郎，同治年间为鸿胪寺少卿，八年（1869）四月至十年（1871）十一月间外放至新疆，因办事不力被革职。光绪二年（1876）三月重新起用为鸿胪寺少卿，后升内阁侍读学士。文硕自称在五月六日的邸报中得知王梦熊捐输一案，认为当时杨岳斌委托王梦熊劝捐军粮，历时不过七八个月，虽然中途杨岳斌就已开缺，但既然已经造册，本来并不难办。然而该案却积压十余年之久，前后历经三任总督，不免令人疑惑。王梦熊作为甘肃人氏，在左宗棠离任陕甘总督后不选择在本省控诉，却远赴湖南请求杨岳斌代奏，必定是左宗棠与杨岳斌因门户之见、派系之争，有意压搁的缘故。据此，文硕认为左宗棠应“免冠谢罪”，同时又指责他入值军机以来遇事推诿，并无作为。左宗棠与文硕素无纠葛，但后者敢于凭借杨岳斌的一纸奏文就断定左宗棠有意压搁，想必对左氏与王梦熊的恩怨也略有耳闻。更关键的是，文硕又借此案借一步发挥，弹劾左氏与杨岳斌存在派系之争的嫌隙。结党立派向来为清廷所不容，此举无异于在本已处境艰难的左宗棠伤口上撒盐，用心之阴险昭然若揭。
此事一出，一时间朝中议论纷纷，有人猜测文硕是“受人指嗾”，也有传言是王梦熊贿赂文硕所致。而值得注意的是，借助“星
来源：红网岳阳站
作者：吴华锋
编辑：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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