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左）与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在南泥湾的合影。

1943年任弼时在延安。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团的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有卓越的贡献。1940年后，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分工主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财委等重要部门，指导边区、解放区经济建设，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其经济思想。任弼时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任弼时经济建设思想，对于我们总结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于我们借鉴任弼时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任弼时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实践

（一）领导边区经济建设。

组织大生产运动。由于顽固派发动反共摩擦和水旱风雹灾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非常困难。为加强中央财经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由任弼时分工主管。毛泽东指示：边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和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干部和部队要争取全部自给。任弼时先算了一笔细账。6.5万人一年开支需要2500万元，公粮、税收等收入800万，全年赤字1700万。如果留守部队吃穿自给，加上发展公营事业、扩大组织机关学校生产，每年可以增收1500万；有组织地发动军民运销食盐，按年产30万坨计算，可以增收300万元，两项加起来有1800万，实现自给是可以的。在10月5日的常委会上任弼时提出边区局工作方案，会议决定：（一）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留守部队自给；（二）359旅由王震负责实行“屯田政策”，生产自给，拨给生产资金40万元；（三）任命谢觉哉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等。这次会议后，大家分头行动，一群湖南人掀起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热潮。

克服边区严重经济困难。1941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顽固派停发经费，调动40多万部队筑起五道碉堡封锁线，实行“经济作战”，“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六月苏德战争爆发后，顽固派更是蠢蠢欲动。边区23个县140万人民，七万多干部和战士所需要的棉花、布匹、药品、日用品无不发生困难。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中央提出由半自给过渡到完全的自给。如何实现这个方针？3月5日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在会上提出方案：军队实行屯田政策，经营盐的生产，实行“官督民运”；现有耕地2000万亩，开荒60万亩，每亩增产细粮二升，可增产粮食40万石；整顿税收，可以增收1000万；发行边币900万，作为发展生产的资金。新的方针确定后，边区军民热气腾腾地为克服困难而奋斗着。

整顿边区财政金融紊乱。由于充实边区防务，增加了两万军队，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加剧，边区的财政、金融、供给、贸易等机关没有领导广大的经济运动的经验，1943年下半年以来，边区物价波动，通货膨胀，财政金融出现紊乱。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负责，研究治理财政金融问题。1944年4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任弼时作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长篇报告，提出了关于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三条基本方针：第一，“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第二，“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第三，“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毛主席把这篇报告列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

经过几年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3年余粮22万石；1943年运盐60万坨；1944年生产棉花500万斤，棉花再不要外面供给；纸、肥皂、火柴、煤油、铁等1944年都实现了自给；1944年百分之六七十农村劳动力已经组织起来。边区经济上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边区的国民经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军民实现丰衣足食，边区渡过了难关。

（二）指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任弼时提出十三条提纲，为制定《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供了政策界限。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向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强调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法，保护工商业，从建立新中国需要的高度阐述对待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的政策，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这是纠正一度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力作。

（三）制定解放区的经济政策。1946年五月初，任弼时起草了《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一文。提出目前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发展手工业，创办必需的轻工业，逐渐恢复现有的重工业，争取解放区在经济上逐渐走到自给，提出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吸引民族资本以及外国资本来投资人民政权，繁荣解放区的经济。

二、任弼时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任弼时经济建设思想是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结合边区和解放区实际，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艰苦探索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

任弼时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开展经济建设是支持长期战争的基本需要，是赢得全国革命胜利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的要求。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再一次强调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说，“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只有抓紧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才能使人民丰衣足食，更加富裕起来；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活问题；才能给我们以物质的保障来完成教育与培养大批干部的重大任务，以准备迎接行将到来的胜利开展的局面。”

（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推动经济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是一种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有个体农民的私有经济，合作经济，公营经济，还保障私人资本企业的利润，吸引国民党区域的民族资本家到边区来开办企业，允许外国资本来解放区投资。为了吸引民族资本，任弼时提出“保障私人资本企业在解放区能够获得不少于国民党区私人企业所得的利润，使国民党区域被压迫而趋破产的民族资本家乐于利用解放区原料、市场、劳动力和政府扶助等条件而移置其资金机器到我们区域来开办各种企业，繁荣解放区的经济”。

（三）财政金融贸易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武器。

1944年4月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任弼时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要求努力发展生产，保障对外贸易的出入口平衡，发挥市场调整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作用，促进节约。在《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中又提出，在金融问题上，地方设立银行，发行地方性的票币；在财政上，实行精兵简政，紧缩开支，整理税务，消灭赤字。

（四）培养大批从事经济建设的干部。

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经济干部队伍建设,他要求各地党组织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且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参加财经工作，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建国的专门人才；优待和改造原有的技术干部，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从青年工人和农民青年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等。

（五）良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1、辩证处理经济关系中的各种关系。用唯物辩证法来对待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战争与经济，政治与经济，人才与经济，工业与农业，现实需要与未来发展的关系等。

2、实事求是，调查研究。1947年，土改出现“左”的偏差。任弼时利用养病的机会，对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进行调查调查，掌握了30几个村子的情况，综合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意见，细致核对各种基础数据，起草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成为土改纠“左”的力作。

3、群众路线。他一贯强调要照顾群众利益，在边区高干会上，他批评陕甘宁物资局“使广大运盐脚户和合作社的运盐不能够获得利益”是“没有群众观点、损人利己的国民党式的剥削思想。”

4、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时局的发展和边区的任务》中，他说我们过去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因此今后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党员的创造精神，必须培养我们的干部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事业。

5、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他以杨家岭机关、三五九旅节约的标准来估计，边区全部脱产人员的节约，1944年至少可以达到二十亿元边币以上，从而说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对于发展边区经济具有的重大意义。他还根据延安各部队、机关节约运动的经验，从发展生产、减少开支、刺激节约等方面提出了节约方法。

任弼时经济建设思想虽然主要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对一般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对新时代仍然有启示作用。

作者 唐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