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他在青年工作、部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根据地建设、土地改革等方面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在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工作方面也做出了鲜为人知的伟大贡献。笔者根据在弼时同志身边工作过的众多老革命家的回忆，写成此文，以飨读者。

一、爱护人才，组建队伍

任弼时对电讯工作极为重视，非常爱护电讯人才。

1933年5月，任弼时从中央苏区来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当时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肃反”严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好同志。敢于实事求是的任弼时保护了一批干部，军区无线电中队政委江文就是其中一个。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突破永新防线向城区发动进攻，省委与军区机关紧急撤退，没有来得及通知无线电中队。江文得到消息后，带着电台与人员向城北撤退，两天后才与军区机关会合。有人却说他是“动摇，想逃跑”，保卫局也准备逮捕他。任弼时对保卫局的负责人说：“如果江文同志真想逃跑，就不会拼死带人突围，更不会再来找我们了！我认为不应该怀疑他，起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又补充说：“此事由我处理吧。”随后，他把江文叫来，交代他马上召集电台的全体人员开个会，就说因有人怀疑，自己已向任政委辞去了中队政委的职务，到小电台当队长，主要做技术侦察工作，欢迎同志们监督考察。江文立即按照他的指示办了，保卫局便没有再追究。不久，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到湘黔边界，任弼时又把江文叫去，命他继续担任无线电中队的政委。

王永浚原是湖南军阀部队63师无线电队队长，1933年5月在江西莲花县九度冲战斗中被俘参加工农红军。参加红军半年时间，他就负责训练了两期报务员。任弼时把他调到省委，不久又调到六军团司令部，让他担负猜译敌军情报的工作。在为临时中央和中央红军西征探路途中，王永浚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很虚弱。任弼时给他一匹马，每月补助十块大洋，让他买营养品，还派公务员照顾他。王永浚非常感动，更加努力地工作。他靠手里的一本明码和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一个字一个字地积累编成了部分的敌军密码本。他将收到的敌军电报一个字一个字的猜测，译出敌军动向和作战意图。弼时等凭这些情报决定我军的行动路线，取得作战胜利。

译电员谭天哲在长征的途中患疟疾，拉肚子。在向湘西永顺前进途中，爬到半山腰后寸步难行，害怕敌人抢走身上背着的电报密码，把电报密码托付其他同志转交弼时。任弼时获悉谭天哲掉队了，就叫老曹用自己的马来接他。谭天哲骑上政委的马，很快赶上了队伍。

弼时同志非常重视通讯器材收集、技术人员培养和技侦队伍建设。

技术人员一是自己培训，二是动员俘虏参军。通信器材能买则买，另外靠打扫战场和在战斗中缴获。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后，任弼时得知红二军团电台坏了，马上将六军团仅有的两部电台调一部给红三军。不久，两军密切配合打了会合后的第一个胜仗——龙家寨战斗，缴获敌人一部电台，这样，六军团又有两部电台了。于是，任弼时决定组建侦察小分队。从无线电大队挑选经过考验、觉悟高、技术全面的张有年为队长，任命机要科长龙舒林兼分队政委，并选送4位精干的报务员。1935年1月，侦察小分队正式成立了。分队直接由任弼时领导，行军宿营都紧随任弼时政委行动。忠堡歼灭战开始前，向被围敌四十一师电台发一份明码电报，告诉他们如果保管好电台，可受到红军优待。战斗结束后，缴获了两部完整的电台，备用零件一样不少，敌台人员经动员全部参加了红军。这些同志多数成为我军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同志还担任了国家邮电部副部长。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红二方面军的电台已发展到八部。

二、建立“农委”，畅通国际

1938年3月至1940年3月，任弼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回国后再没有派驻国际代表团，但是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却非常密切。原因是弼时离开莫斯科时，从共产国际机要处带回两套电讯密码，一个电台呼号和一批通讯器材。回到延安后，弼时着手在靠近中央警卫团的小砭沟，建立了一个专门电台，这个电台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由弼时直接领导。经过多次调试，准确无误，1940年十一月，开始正式收发报。这部电台是供毛主席和共产国际直接联系的专用电台。凡是从国际发来的绝密电报和“万万火急”电报，均由弼时亲自翻译；毛主席发出的电报，翻译成俄文后，都经过弼时校核定稿拍发。为了工作方便，弼时和张闻天的住所也由蓝家坪搬到杨家岭，以便随时和毛主席联系工作。

弼时的秘书师哲回忆：“任弼时在挑选干部、行政管理、解决技术难题，以保证通讯畅通无阻方面，花费了不少心血和精力，单在这方面的成绩却鲜为人知。弼时轻易不同别人谈及这方面的工作，一是弼时从不炫耀自己，二是他善于保密。”

电讯的内容涉及的问题很多，范围很广。毛主席发的大多是关于我党、我军和解放区发展情况，以及工、农、青、妇等各方面的情况及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毛主席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综合、分析性长电，及时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也是提醒和告诫共产国际的一些无知肤浅的人。关于整风运动，毛主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做了介绍和解释。

三、加强教育，两正百分

弼时同志对军委二局的工作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科学技术加无产阶级的政治就会有无限发展前途。他说，敌人技术有发展，是正五十分，但政治腐败，是负五十分，正负相加等于零。我们的技术可以发展，我们的政治有无限的生命力，两项相加是一百分，我们必胜，敌人必败。

曾任军委总情报部副部长的戴镜元回忆弼时：“他对同志们对别人关心真是无微不至。这不是形容词，而是我的切身感受。”弼时同志被誉为“党内的妈妈”，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热情诚恳，克己宽人，是全党全军所公认的。同时，弼时又是坚持党性原则的楷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始终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同一切违背党的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自己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无论在白色恐怖中还是战火硝烟中，“随时准备用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作为党的卓越领导人，他对待干部的态度是“严肃的原则性与和蔼可亲相结合的”（黄克诚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说：不管是在秘密工作中也好，在根据地的建设中也好，在火线上也好，在敌人的法庭与牢狱中也好，都抱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坚决勇敢牺牲个人利益，必要时甚至为了党的利益牺牲了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无产阶级党性所应有的表现。

帅孟奇回忆，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武汉，省委书记任弼时经常教育大家，要保持一个革命者最崇高的气节，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重庆办事处工作直接归毛泽东管理，西安办事处工作直接归任弼时管理。在弼时同志直接领导下，西办进行了坚韧持久的工作和尖锐复杂的斗争。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弼时亲自指挥西办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国民党顽固派要撤销西办电台，弼时指示：“立即准备秘密收报机，以与延安保持联络。已定从十九日逢单日十三时到十五时，双日零时三十分至二时三十分向你们发播。你们务须准备国民党派人前来搜查，强行没收我电台”。弼时料事如神，第二天上午国民党宪兵、特务四十余人包围西办，强抢电台，适值周子健赶回，经过激烈斗争，没让抢走电台。弼时指示西办，始终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和毛主席著作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经常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保密教育。“提高警惕，坚持斗争，注意保密，坚持革命的气节”，天天讲，月月讲。面对敌人变本加厉的困扰，遵照弼时指示，同志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都把口供准备好：我是炊事员，只知做菜做饭，其他事我不知道，我们的规矩是不该自己知道的不问。蒋介石全面军事进攻下，弼时致电周子健：“国方很可能袭击以致封闭西办，请做一切必要准备。秘密文件应毁去，注意气节教育，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周电告弼：“九月五六日，可能失去自由，已做坐狱及牺牲之准备”。九月十一日，西办安全撤回到延安。西办曾经被国民党抓走的四名工作人员，在狱中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办事处的秘密，经党和弼时同志多方营救，一九四七年春分别回到了解放区。

四、攻坚克难，决战决胜

1933年5月任弼时到湘赣军区后，发现红军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中革军委的通报和侦察员的报告，前者速度慢，有时还误传，后者侦察范围有限，任弼时决心开展无线电侦察。任弼时对江文说：“你们先把敌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和进攻湘赣的主力第一纵队刘建绪及其所属6个师的电台联络情况搞清楚，对第二纵队3个师也要注意，把他们的往来电报收下来，搞清电报是谁发给谁的。这些工作完成后，你们就将收到的电报送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来研究破密的问题。”按照任弼时的指示，江文除定时执行联络任务外，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侦收敌人的电报。收到的电报送到任弼时那里后，他进一步指导：你们把敌台主从关系搞清了，这很好，敌人上下级之间发报，一般有固定的格式，掌握了它对破密有利。如刘建绪给何键的电报开头可能是“西路军何总司令鉴”，最后可能是“职刘建绪”和日期、时间。我们可用先破两头后取中间的办法试试看。任弼时还强调：明码电报本上的常用字，你们要熟记三至四千个，为破密打好基础。在任弼时的直接参与和具体指导下，红军很快就破译了敌人的一种密码。

沙市之战就是因情报而取胜的典型战例。是役，红六军团于战前侦破了敌人电报，掌握了敌军经过沙市的时间，预先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和打援，因而，取得歼敌600余人、俘敌1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并俘敌旅长侯鹏飞的重大战果。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湘鄂川黔苏区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有了新的发展，龙家寨、陈家河、桃子溪和忠堡歼灭战等，都是因无线电侦察获得情报才打了胜仗。由于破译了敌军的密码，红军还几次化险为夷。1935年8月，红军主力出击到津市地区，总指挥部设在大堰挡。傍晚破译了敌方电报，获悉敌机于次日凌晨要轰炸大堰挡，任弼时立即建议转移，当晚总指挥部向西转移了几十里。第二天早晨敌机围着大堰挡狂轰滥炸，如果没有侦截敌人电报，后果不堪设想。

一九四七年三月，党中央从延安撤出后成立了前委、后委、工委，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领导全国解放战争。任弼时参与战略决策、主管中央直属队之外，协助恩来同志主管电讯联络和密码通讯工作。战争初期，我豫西部队密码一度被敌侦破，我华野总部电台被敌侦测判定，华野总部屡遭敌机轰炸。弼时同志协助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先后在靖边县的小河村和佳县的神泉堡两次召集机要业务会议，研究对策。获悉蒋介石每天靠空中侦测的情报来判断我军的动向，制定作战计划，弼时同志与恩来同志亲自动手，反复研究操作验证，同戴镜元、王铮、罗青长等有关机要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正确的密码方针和通讯联络方案以及严格的保密制度。在战争中，弼时与恩来常常利用敌人迷信电讯侧向的心理，将计就计，采取各种迷惑手段调动敌人，使敌疲于应付，使我军捕捉有利战机消灭敌人。在解放战争中敌人始终没有破译出我核心密码，这是解放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作者系任弼时纪念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