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暖阳穿透湘鄂交界处龙窖山的薄雾，照亮了临湘市羊楼司镇龙窖山村药姑山组一处不起眼的土坡。2025年12月30日下午4时许，临湘市博物馆馆长蔡健的手有些颤抖，泥土从一通厚重石碑的边缘簌簌落下。当“楚府龙窖屯界屯把陈肖钟”行楷直书阴刻文字完全显露时，现场时间仿佛凝固——这并非普通的山野石刻，而是一把失封千年的钥匙，骤然打开了通往五代马楚王国经济心脏的密道。

这块曾被岁月掩埋二十余载的“楚府碑”，呈长方形，通高1.05米，露出地面高85厘米，宽39厘米，厚8厘米，花岗岩材质（2002年考古时曾发现过，后来由于山上修路被泥土掩埋，不知去向），以其冰冷的质感诉说着滚烫的历史。碑文虽简，却字字千钧。“楚府”二字，昭示着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楚政权官方的直接权威；“龙窖屯”勾勒出一个消失在文献中的军事化生产单位；“屯把陈肖钟”，则让一位执行国家意志的基层武官穿越时空，有了姓名。与其相伴的“南无阿弥陀佛”石刻，如同历史的和声，暗示着伴随军事与经济扩张而来的文化烙印。它的重现，绝非偶然发现，而是一次对既定历史叙事的“破界”。

它首先破译了马楚“以茶富国”的微观密码。史书虽载谋臣高郁“听民自采茶，收其算以富国”的宏策，但政策如何在基层山川落地生根，始终迷雾重重。龙窖山是自古名茶产区，更是控扼湘鄂的咽喉。“楚府碑”的出土，坐实了国家权力为垄断战略资源，在此设屯驻军、划界管理，将茶叶生产纳入严密的军事化控制体系。这不是田园诗般的农作，而是国家资本对边疆资源的直接攫取与经营。碑石为界，圈定的是利税，更是王权。

进而，它串联起一段环环相扣的因果长链，让宏观历史得以微观显影。碑刻仿佛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轴点。向前追溯，它是马楚在清泰年间（公元934—936年）于此设“王朝场”进行专卖管理的先声与基石。向后眺望，它直接解释了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因茶设县”——建立临湘县的深层动因。正是五代在此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屯垦与经济积累，塑造了足以支撑一个县级行政区划的人口、产业与战略价值。从“龙窖屯”到“王朝场”，再到“临湘县”，一通石碑牵引出一条国家行政力量因资源而嵌入、因经济而深化的清晰轨迹。

更引人深思的是，它照见了瑶族先民的身影，为族群变迁提供了骇俗新解。北宋《岳阳风土记》载龙窖山“山徭人”“非市盐茶，不入城市”，历来被视为与世隔绝的“化外之民”。然而，“楚府碑”的发现，迫使我们将镜头拉回马楚覆亡的动荡时刻。国家屯垦体系骤然崩溃，那些失去组织的屯兵与依附民众将何去何从？他们极有可能遁入深山，脱离赋税与专卖网络，重组为自治社群，逐渐演变为文献中记载的“山瑶”或“蛮左”。如此，“山瑶”或“蛮左”的源流之一，或许并非纯粹的“原住民”，而包含了部分“去国家化”的五代屯军民后裔。碑刻的寂灭与“山瑶”的出现，构成了历史的一体两面。

龙窖山巅，残碑静默。它不再只是一通界定土地的石碑，而是成了时空的转换器。它让我们看见：一部南方开发史，不仅是移民迁徙史，也是国家资源争夺史；一个族群的标签下，可能折叠着复杂的经济崩溃与身份重构；一次偶然的田野发掘，足以撼动我们对边疆、族群与国家关系演进的固有认知。当蔡健拂去最后一抔泥土，他捧起的，是湘北大地千年脉动的有力注脚，是一段从未真正沉默的史诗。